北京共识的对应物: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术语最初在1989年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提出。在一个会议上,威廉姆森的论文中第一次使用“华盛顿共识”的概念,并列出了针对拉美的十项经济政策清单,认为这清单是在华盛顿的每个人都会赞同、几乎拉美每个地方都需要的。这十项建议清单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

但是,这些市场化的政策在拉美国家实行之后,尽管有一定时期的发展,但之后却使这些国家陷入危险的经济倒退,由此华盛顿共识引起广泛的怀疑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撰文《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认为,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当然,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也不只是斯蒂格利茨,确实,威廉姆森的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并没有诊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导致的广泛怀疑是必然的。华盛顿共识及其失败,表明了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的尝试遇到了障碍,从而导致我们对发达国家模式的普适性的怀疑。

北京共识,正是基于对华盛顿共识的深深怀疑而提出来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的示范效应的表述,正如雷默所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经济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北京共识以及背后中国的发展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表明了一种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尝试的成功。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浅议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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