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杠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在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时候,哈贝马斯写了一篇反思性的长文,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而海尔布隆纳早就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自由”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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