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观——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根本核心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国家关系的实践，80年代以后，邓小平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成为他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指导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他认为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根本。1982年邓小平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绝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这一报告的通过，标志着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正式成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还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主权。邓小平深知没有了主权，一个国家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主权就更加重要了。在国家交往中，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丝毫不作让步。1982年，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就曾义正严词地宣示我们的基本立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页。)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经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加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同年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也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1页。)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始终把国家利益坚定不移放在首位，“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1989年六四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和“人权外交”压力，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维护祖国的主权与安全，最终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取消制裁。此后，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正是将国家主权视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所以邓小平坚决要求在1997年收回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不仅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且意味着中国完全清楚，其他国家也是以自身利益为目的来制订对外政策的，所以中国和各国都不应伤害对方的国家利益。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另国无权干涉。

其次，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明确的原则，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

第三，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方式。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思维，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国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外交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搁置争议、共国开发”的战略设想。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9页。)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南沙群岛和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倡议以及“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反映了坚持国家利益为主的利益驱动原则和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主权至上原则，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际战略家恢弘的政治气度。

独立自主——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

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冷战思维并没有被消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变得扑朔迷离。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客观现实。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大国关系也出现了复杂多样的新气象。邓小平以超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在总结40多年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透视当代世界各种变幻莫测的现象，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并赋予新时期我国外交策略的新内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国际因素及必要的战略需要，中国曾经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变化，邓小平及时调整外交战略，确立不结盟外交原则，明确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他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联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7页。)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也没有动摇过。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一战略原则的外交表现形式是“三不政策”;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6—78页。)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他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1页。)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紧密结合起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页。)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苏联在欧国家的开放;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要大胆借鉴和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0页。)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指“美帝”或者“苏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反对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某个国家，而是反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必须彻底摈弃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随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思想多次声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1991年3月，中国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正式提出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发展方向，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第四，高超的外交策略——“28字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遇到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严峻考验。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以非凡的战略胆识泰然处之。首先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策略。他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事。”为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又提出了“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告诫人们要善于守拙，“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要韬光养晦，避露锋芒，“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小平还强调：“别国的事，我们管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页。)“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页。)“决不当头”的方针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但是“决不当头”绝不意味着消极退避，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页。)这28字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统揽全局的战略指导方针，对于帮助中国度过冷战结束后的困难时期起了重大作用，即使到了今天仍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使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处在有利地位。

透析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我们领略了邓小平这位誉满全球的政治家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纵横驰骋的巨大魄力和超凡勇气，特别是他把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理想与现实、世界现实与中国实际统一起来思考的能力和智慧。同时，我们也叹服邓小平的务实与创新相结合，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超凡的外交风格和艺术。

回顾近二十多年的外交风云，毫无疑问，邓小平外交思想以其亮丽的光辉彪炳共和国的外交史册。1995年，在外交部举办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满怀深情地说：“回忆新时期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风雨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这些过来人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倍感亲切。我们切身体会到，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南针，是引导我们对外工作战胜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法宝。”(注：《江泽民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5年12月13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展望新时期的我国外交，江泽民向世界明确表示：“中国将继续遵循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与各国积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创世界和平、繁荣的新世纪。”(注：《江泽民同叶利钦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97年11月11日。)我们坚信，以江泽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定能在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与理论的指导下，开创二十一世纪外交新局面。

总结：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撰写文章有帮助，更多精彩论文尽在精品学习网!

相关推荐：

浅论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范文 

试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