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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小康这一概念。到80年代中，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小康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邓小平之前，小康思想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小康思想在海内外华人文化和日本等东亚各国文化人中有较大的传播。“小康”最早见于史册，是《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注：吴树平点校《十三经》，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是说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但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崇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西汉至晚清的大多数朝代里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后学，再少有提及。真正使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尤其是康有为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机会，系统地写了一部《大同书》，洋洋洒洒20万言，描绘了一个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国。在《大同书》中，小康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大同才是趋于完美和谐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过去年代里许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国家、家庭、财产私有为前提的，总是伴随着战争、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灭了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为公，人们共同拥有财富，世界由小康过渡到大同，人类才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贫穷和人人平等、永远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戊戌变法前后领我国思想界风骚数十年，他的思想观点适应当时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维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较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康有为的书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