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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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

我们看到，无论是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在研究范式上，都共同遵循理性主义的观察视角。这种共同表现为都强调国际社会的实质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理性的并且是基本的国际行为主体;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与生俱来就有着明确的行为目标，即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采用合理、明智的手段和措施，既能做到成本最小、获益最大，同时又能使行为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样，我们可以把理性主义研究范式的运行机理归纳为一个比较简约的公式：由于国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理性的基本的行为主体，所以要实现其利益(如道义、福利、权力、安全等)的最大化，就必须实行集体安全互相保护、创设国际制度进行合作、占有权力维持均势、增强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实行自助。从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思路，就是国际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都应从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各类行为中去寻求，战争与和平、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都可以归结为国家间互动的产物。

二、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为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一生执著地研究集体行动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的理性结果?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以前，社会科学家往往想当然地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例如，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人们会提供公共楼道的照明;持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价格的上涨;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不良生产商和销售商作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持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紧密联合共同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然而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情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并没有产生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相反地，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为什么呢?他发现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们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是，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本来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样一个“集体行动”，但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奥尔森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集体人数越多，产生集体行动就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就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体现了集体行动的成功，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转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加。经过调查和分析，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条件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获得的利益越多，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和尚特别地喜欢喝水，而其他两个和尚平时是很少喝水的，那么特别喜欢喝水的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性在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中比较经常地出现。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美国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另一种条件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为了获得更多的捐款通常会采用正向激励的手段。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赢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等。其他正向激励的存在也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如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会介意天天下山去挑水，因为也许他想借机偷偷看一看常常在河对面洗衣服的那个漂亮的乡村小姑娘。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则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分享集体行动的成果。例如，许多国家的工会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这样就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经过斗争而争取到的加薪或其他优惠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