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基础。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颠覆了这一传统的政治价值观,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政治哲学。

阿伦特的独特解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她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全部内涵,终究未能准确揭示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大意义。

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政治意义,是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也是马克思和阿伦特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阿伦特指出,马克思着作的意义,既不在于其经济理论,也不在于有关革命的论述,而在于他热衷“这个时代给近代人带来的新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劳动问题与历史问题”。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确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且明确终结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哲学与政治、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的传统等级序位。笔者曾撰文探讨了阿伦特揭示马克思对哲学与政治等级序列的颠倒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考虑到思维与行动、沉思与劳作的等级序位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同样具有基础性地位,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人的实践活动有着怎样的序位排列?这一排列有何意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颠覆了这一传统等级秩序?阿伦特是否准确揭示了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要意义?

从沉思到劳动:古典政治哲学的等级序位

众所周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区分为沉思活动(bios theoretikos)、政治活动(bios politikos)和生产活动(bios poiesis)。沉思活动,即哲学家从事的把握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求知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论活动,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超越人的有限存在而契合于神性,其对应的理智能力是智慧(sophia);政治活动,包括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是城邦公民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活动,对应的理智能力是实践智慧(phronesis);生产活动,包括工匠、艺人制造罐子或椅子等有形物体的制作活动,对应的理智能力是技艺(techne)。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没有涉及到劳动这一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