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

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试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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