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乱初起的时候，即鲁哀公二三年间，在卫君继嗣问题的背景下，自卫反鲁前夕的孔子与弟子们发生了一场谈及商周之际的古贤高隐伯夷叔齐的对话：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

“夫子为卫君乎”句下，何晏集郑注日：“为犹助也。卫君者，谓辄也。卫灵公逐太子蒯聩，公薨而立孙辄。后晋赵鞅纳蒯聩于戚城，卫石曼姑帅师围之，故问其意助辄不乎”。“夫子不为也”句下郑曰：“父子争国，恶行。孔子以伯夷、叔齐为贤且仁，故知不助卫君明矣”。

所谓“不为卫君”，根据郑注也就是不助卫出公辄。然而，在《春秋公羊传》中，正是以辄为卫君之位的正统继承人，认可辄对其父蒯聩的抗拒：

辄者曷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辄?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日：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春秋公羊传·哀公三年》)

如此看来，在对待卫君的问题上，在《论语》与《春秋》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夫子不为卫君意味着夫子不为辄的话，那么，难道《论语》之意竟是夫子要为蒯聩么?初看起来，这似乎有点道理，因为，根据通俗所谓“儒家传统”，父亲必定是拥有对于儿子的绝对权力。父子争国，“儒家”自然应该站在支持父亲的一方。难道不是根据这种所谓“孝道政治原则”，有些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是一种以私乱公的“父权政治形态”么?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显然是在毫不了解孝为何物的前提下，想当然地把孝道混同于罗马法意义上的父权，又稀里糊涂地陷入了现代性对父权和恐怖的受虐想象之中不能自拔。《论语》“夫子不为卫君”，显然不是从这种现代人虚构的所谓“孝道”出发，以蒯聩为卫君继位正统，不助辄而助蒯聩。

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春秋》读解来说，《论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试论论语夫子不为卫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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