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论题是一个贯穿了百年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反省也一直是学界重要的致思方向，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

在众多的相关探讨中，“国民性”论题的生成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还没有被深入而有效地清理，对二者深层次关联的理解与辨析，却真切地影响着对“国民性”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无论是思考深度还是判断的有效性。

“国民性”问题的浮现与延续

戊戌变法前后，对国家积弱积贫之原因的分析开始集中到“国民性”上。1895年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认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之征验也”，直接把国家“贫”、“弱”、“乱”的现状归凶于民智、民力、民德之低下，“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要救国图强，则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这一标题明确地标示着严复的撰文指向：分析国家贫富、强弱、治乱之原因，寻求国富、国强、国治的路径，

1902年，粱启超的《新民说》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也就是“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提倡公德品质，尚武精神，权利与自由，民族主义和国家等思想，试图“探求我国民堕落之根源”，寻求立国之道，进而得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结论，并且，梁启超毫不隐晦地说是源自“大学新民主义”。梁启超的论说影响极大，郭沫若在“五四”之后回忆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经常思考三个相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明确提出“立人”的解决办法：“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只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认为，当由“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摩罗”诗人“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诗人”握拨一弹”，国民“心弦立应”，“灵府朗然”，“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