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协商性政治是我的政治特色。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含也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协商的内涵也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不断更新。政治性协商与我国的政党制度也天然契合的一起，因此，它的发展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可以进一步吸收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理念的提出正是在保证各个新社会阶层的基本权利基础上的政治协商，它体现出社会多元发展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再次，协商性政治是和谐社会发展观的要求。和谐社会理念构成了政治协商的又一价值特色。从价值取向上讲，协商性政治参与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阶层问题上有着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和谐社会理念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融合起来。和谐理念可以说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相契合。中华文化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各而不同，共生参与，世隔绝是政治协商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资源。

最后，协商性政治参与同法治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何出一种行之有效的协商性政治参与模式，在法治理念的要求下，法律为协商的有效性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它中立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协商提供一种平台。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使进入到法律程序中的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能够在相互冲突的观念中寻找矛盾的解决方案。法治化本身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够审慎地为各方提出时序上的要求，排除可能存在的非理性的认知要素，使新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不同矛盾达到一个理性化的解决方案。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决策的合法化。通过公共协商形成的决策可以得到参与者的普遍遵守。同时，协商民主能够控制政府行为的自由裁量权。公共行政只有在讨沦和决策中，才能把公开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最大化，所有政策协商的参与者都有确定问题、列举证据和形成议程的同等机会，协商过程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协商性政治参与为新阶层的社会参与奠定了良好的政治与法治基础。为新社会阶层的快速发展与问题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制度性方案。当然，如何充分地调动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意识、如何通过法治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仍然是社会不同阶层和谐发展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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