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把阶级的基本划分看作是无产者/资产者的区分。实际上,这种划分如何生效还有个标准问题。它以不拥有生产资料/拥有生产资料划分,既清楚又彻底,因为它把人分归入两个子集,没有余数或遗漏。但是,马克思分明又看到,西方哲学的老套就是理性“精神”,这最终归结为这样的想法:“精神”,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中,在作为有产者的“完整的主体”中。而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工人自身不也是一种资本,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5]281吗?依此,我们不会看不到,这种划分的标准有危险:最巨大的财富必须面对最可怕的贫困;拥有一切的阶级必须面对一无所有的阶级。占有、拥有而不再是人的资产阶级,对抗一无所有但仍是人的无产阶级。必须把一切都逼向这样的极端才能够使辩证的必然性有一个开端。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种逻辑简化中就不可能知道资产阶级的最后时刻和无产阶级胜利时刻何时到来。无产阶级的社会角色的标记再也不明不白甚至沦落成空洞无物了。那么,马克思真是如此理解这种区分吗?这里显然可见,这是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哲学解释强加于马克思。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改变世界以及思考一个新世界、一种由它所代表的新人类的企图时,我们才能明白所有哲学的意涵。马克思关注的是,把人分成无产者/资产者,雇佣工人/资本家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举例来说,资产阶级的法律将无产者从资产者中区分了出来。因此,所有的工人都想做资本家因而不再有无产者的想法,已经被关于资本主义的性质所排除了。[4]114今天,无可否认的是,所有的工人都想做资本家的运动(比如,全世界向美国移民的运动)并不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更成功。纸老虎是美帝国主义的命运,也是没有联合起来的无产者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照着谈论两个运动的失败。基于这个洞察所隐含的特殊意味,所以,马克思经常被当作普世主义的实践倡导者,一个提出消除一切等级及其特权来反对这种划分的人。这是一个悖论。现在,在对照中,我们也就理解了马克思的无产者形象可被看作对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私人的个体和阶级的个体的分裂,它自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无产阶级将此分裂体现在它自身中,暴露出每个个体和社会身份的这种偶然性,然而仅靠阶级自身就能够废黜这种分裂,继而把自己连同社会一道,作为一个整体解放出来。黑格尔绝对不会像马克思那样说,我们以最精确的方式知晓,“人的完全丧失”和“人的完全回复”正相符合。[5]213黑格尔亦不会像马克思那样假定,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自我消灭才能让自身获得自由。在今天看来,在一个不再有这种勇气的社会里,这还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同时代的一些人永远只能听到“人道”两字,因而随着对人道观念的质疑,对马克思哲学的人类解放的理解也成了问题。仅仅出于这个理由,马克思的评论者,比如,海德格尔就无法像马克思那样说,人就是人的根本!在晚年研讨中,海德格尔没有看出这是一个政治命题。若我们仔细考察马克思的着作,它就会迫使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去思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社会角色的问题,不仅要逻辑地思考,而且还要在实践的存在论意蕴和政治哲学的范围内研究。1843年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这样写道:“人的本性与政治的同盟是独一无二的同盟,借助于此,现在的哲学才能成为一种真理。”[7]304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人们真的将马克思的社会视点置身于形而上学的现代形态所讨论的场域,关于通过主体性来规定意识的存在特性的场域,问题的独特理解也就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存在论,就成了聚讼纷纭的问题。又如同黑格尔式的悖论,它通过如下这些问题表达:什么是阶级意识?所有的无产者怎么能够被视为拥有共同利益的一个阶级呢?正如神秘的意识被施加了魔力也能在自身内转换实在性,在这里面也能滋生出一种不受控制的新型权力,滋生出一个主体化同时也是隶属化的过程中政党崇拜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于极权主义批判者来说,这不仅要从群众之中抽离出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而且还要一个从无产阶级到作为指挥者的先锋队。但是,这种做法要先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具体的实体而存在的条件。显然,在这里触及了无产阶级观念之具体运用:无产阶级,它在某个时刻并未存在,并未作为一个团体而存在着。用拉康的术语解释,它是“大他者”本身,即“假定知道的主体”。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也看到,如果按照观念的思路而非经济的思路来构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刻临现为一场会连累“同志”的骗局。施特劳斯曾揶揄说,“赋予无产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系统的权力和精神,或许被证明只是幻想,而事实上无产阶级发现自身后来仍被奴役,的确不再为资本奴役,不过为一种身穿铁甲的军事化官僚政制所奴役”[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