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如下文

无产阶级哲学的真理:人的本性与政治的同盟

马克思给我们带来了如下问题:“无产阶级”观念所固有的权力批判品质究竟有何意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也许不无教益。按照“国民经济学”,“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5]269。当然,这种解释是符合“国民经济学规律”的事实。因此,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说成是“非人性的顶点”[6]262,而同时他领略到“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6]261。一句话,通过“国民经济学”反映出的对普通人的蔑视多么残忍啊!所有这些逼迫而产生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启发着无产阶级的觉悟: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这样的理解使马克思接触到了19世纪问题的中心。在19世纪的进程中,许多西方人都开始设想,多数人(即便不是所有人)的苦难所形成的问题理所当然都是能够解决的。以这种方式,他们处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谈论无产者生存困境的问题。但是,对无产者的“心怀善意”与对资产者的厌恶,并不是马克思特有的。比如,在许多非共产主义者那里,也可以看到这两种感情。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之前,资产者就被当作绝对非人性的存在,但并非道德意义上而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意义上的非人性。无产者与资产者相反,他一无所有,但他是堂堂正正的人!在此,马克思用人道观念来反对他的对手。为了实现这一点,还必须认识到,人道观念不能保持在自发力量状态,否则援用它的人就有勇气释放出非人道的力量。所以,这里需要一种新的视角,展开一场全新的斗争。马克思指认了无产者仅仅是自己阶级的一员。他必须在人性对立中,在阶级的自我消灭中实现自身[6]262。时至今日,除了无产阶级,谁还有这种勇气呢!历史表明,“消灭者们”,他们总是以人们必定消灭他们这些“消灭者”而说明自己行为之正当,正如政治现代性(比如,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的特殊性的危险常常得到揭示的那样。这一点本已历史久远,它也不仅仅表现为通常意义上的权力通过排除和反复排除而渗透力量,暗中施展手脚。由此来看,可能会有人(比如,洛维特等人)认为,马克思在思考无产者的历史作用时使用的参考资料是源自宗教领域的。因为,无产者看上去似乎就是选民———这至少在下述意义上说是如此:马克思论述无产者的处境,不止一个方面参照犹太人问题。比如,马克思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无法为犹太人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分是法律强加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已被当作在司法上的主体认同再编码的议题。而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只关注当下的紧急状况和当下的解决;在宗教的犹太复国主义那里,通过世俗人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立场被看作对犹太教的亵渎。对于马克思而言,所有这些方案并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犹太人问题只能作为社会或政治的“人的问题”看待。而且,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普遍的“真正的人”的观点虽然抽象,但在他的问题意识当中,一方面,他已经警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讲人的本性太多,而太少讲政治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把资产者从贵族制的和文学家的有限圈子的愤懑中解放出来,并提升为一个世界历史的形象;由于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分,其本质存在于经济之中,马克思对规定国家形式的那个社会的批判有更多的经济意识,以便充分认识这种区分的意义。在此,我们应当顺便提到一个明显的矛盾:人们一方面想用经济决定论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原则转变成一项社会原则,另一方面又想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观念”解读历史唯物主义,让私法,尤其是私有财产根据权力延长而永久存在下去。就像是秦始皇之权力一直延长到死后仍然保存的幻念。我们相信,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角度阐明私有财产的物质根源的。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犹太人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物质条件”问题。他说:“基督徒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己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的需要,主观主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我们不是用犹太宗教来说明犹太人的顽强性,而是相反,用犹太宗教的人的基础、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来说明这种顽强性。”[5]197现代“犹太人问题”以及“现代性问题”已不再单纯是在自由主义国家视域之宗教批判和政治解放问题,而是根本的人的问题。依马克思,自由主义国家之所以无法为犹太人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是因为它所倡导的解决方案仅仅把人们从封建等级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变成享有政治平等的公民,可是,他们实际的生活依旧是不平等的。不说宗教化解不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信仰异质性,即便是自由主义国家必定也把“所有人的权力”缩水成“国家的所有公民的权力”。而且,大体而言,只有在公民沦落为难民的世界上,政治紧急生存状况才得以暴露。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认识到犹太人问题无法解决,就要求宗教批判走向国家批判,使用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且发现犹太人问题的世俗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认为一切才能理顺:“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5]198这里,马克思一定是坚持全人类的价值概念,这一点也清楚地表现在《神圣家族》序言是以“现实的人道主义”这一术语开篇的。于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既然坚持人类的价值概念,就有了这个问题:无产者与人类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人的定义的决定性标准应以谁为准,是无产者还是资产者?是无权的人还是权势显赫的人?两种人之中谁离人性的天堂和与人相称的东西更近一些?这些是合理的问题。大家不用我说都肯定已经知道这人就是“无产者”。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