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位移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有一整套理论概念，这些理论概念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我们在分析实际占有(“劳动力”)关系形式时给劳动过程下定义所使用的概念，即活动、对象、劳动资料的作用。弗洛伊德在《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中系统地使用了这些概念，在《性欲及其命运》这篇论文中又系统地说明了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性欲的起源、冲动、对象和目的。当然，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弗洛伊德的概念和马克思的概念的一致性，而是它们共同的分析类型，从而涉及这些概念在方法中的作用的同一性。”瑏瑢“只要关于‘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系统地包含在生产方式的规定中，也就是说，只要它不是生产或‘生产手段’的‘技术’方面简单的列举和描述，而是生产的‘技术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形式的规定。那么，从传统的理论分工来看，它就会产生我们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看到的同样的位移和断裂的结果。这个断裂的结果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的出现，这门新学科建立了自己的对象并为这个对象规定了一个在此之前已经被不同的学科占领并因而被它们完全忽视了的领域……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还有进一步的相似之处，这个相似之处一直延伸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规定的历史对象的类型。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并不是性冲动组织标明的发展的主体，各个性冲动组织严格地讲也不是相互作用产生的，同样，我们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涉及的也仅仅是结合本身及其形式。因此，对于马克思我们同样可以说，发展的主体仅仅是劳动组织的形式的相继更替以及这种相继更替产生的位移所规定的东西。这就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对象建立的理论的而非经验的特点。”“当我说马克思的分析对这种历史实践采取论战态度的时候，这并不是说，它取消了局部历史与一般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必须得到解决，以便人们能够严格地谈论‘历史’。相反，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这个问题只有在历史真正建立而不是获得自身对象的情况下才能够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使用的分析这一术语同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谈到的‘个别历史的分析’恰恰具有相同的含义。弗洛伊德的分析生产了它的对象(性欲、里比多)的新规定，也就是说，弗洛伊德说明了对象的形态的变化这一历史现实，从而真正建立了对象，同样，马克思的分析建立了它的对象的相继在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占有特定位置的形式的历史，从而建立了它的对象(‘生产力’)。”对于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指导这一点，阿尔都塞本人并不否认。他在文章中也多次指出他的思想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指导:“我们只是从弗洛伊德开始才对听、说(或沉默)的含义产生怀疑;这种听、说的‘含义’在无辜的听和说的后面揭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即无意识的语言的明确的深刻含义。”

在《读〈资本论〉》中论述认识史的发展过程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从19世纪初到今天的数学史或现代物理学史都经历了很多这一类的变化。这就更加证明了，当新的科学产生的时候，也就是当新的科学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分离出来、同意识形态相决裂而产生的时候，这种理论的‘脱离’必然要引起理论问题域的革命性变化和理论对象的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发生了革命，发生了质的飞跃和对象的结构本身的变化是非常恰当的。”在对这段话中“革命”或“对象的结构本身”的注释中，阿尔都塞这样说:“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弗洛伊德的‘对象’同他的先驱者的心理学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对象’相比是一个全新的对象。弗洛伊德的对象是无意识，它同现代心理学的各种流派的对象毫不相干，尽管现代心理学各流派的对象多得不计其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切新的学科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思考它所发现的新的对象的特殊差别。把新的对象同旧的对象严格区分开来并建立思考这种对象所必要的，特殊的概念。一门新的科学必须通过这种基本的理论工作才能在巨大的斗争中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

他甚至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相提并论:“据我所知，19世纪出生了两三个人们未曾预料的孩子: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自然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也就是说‘自然’违背了习惯、原则、道德和良好教养，‘自然’不允许单身母亲、没有合法父亲。西方理性迫使这些无父的孩子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不得不支付吓人的生活费:驱逐出境、辱骂、侮辱、贫困、饥饿和死亡或被逼疯。我只提及他们这几个(其他的不幸孩子被记载在绘画、音乐和诗歌中)，是因为他们是科学的诞生或者说是批判的诞生。”“人类历史上发生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如在伽利略(GalileoGalili)之后半个世纪———即在物理学已作为科学建立起来之后半个世纪———仍然有哲学家捍卫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他们攻击伽利略的发现，要把自然界的知识拉回到没有成为科学以前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状况。现在不再有任何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家’了，但是在别的领域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如现在有反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心理学家’，现在有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的言行举止，仿佛马克思从未存在过，或者从未创立过一种科学。他们在个别方面可能是诚实的。他们甚至可能像沙特那样想要‘帮助’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但是重要的不是他们科学中的真实效果。事实是，尽管沙特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后才出现，但很荒谬的是，从哲学上来说，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马克思以前的和弗洛伊德以前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不是去帮助发展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发现，而是堂而皇之地置身于那些阻碍马克思主义研究比帮助马克思主义研究还要多的人们的行列中。”对阿尔都塞思想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关系，他的学生和合作者巴里巴拉这样评价说:“因此，人们可以(无疑人们应该可以)思考《保卫马克思》，即随后的一些论文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当中‘引入’了一种现存的科学性的模式(它可能会招致实证主义的指责)，或者不如说，它们是否并不期望从这种独特的知识(既是引起争论的又是严格的)实践出发重构‘科学’的概念，而是要从之出发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也有精神分析)。”

“通过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概念构成了把阿尔都塞理论和其他各种哲学样态联结起来的有效的谱系关联:斯宾诺莎，一定程度的弗洛伊德。”瑐瑡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阿尔都塞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关系这样评价:“在此我将冒昧地用一种相当不同的语言(他无疑会对此严加抵制)来改述我认为就是阿尔都塞立场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我会(在我同意阿尔都塞的范围内)证明:它更像精神分析而不像其他任何当代的思想方式，我宁愿称之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阿尔都塞的思想是以精神分析为指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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