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非常重视“阴阳”这对概念,并赋予阴阳以丰富的伦理道德内涵。他们一方面大力论证“阳主生、阴主杀”是不可更改的“天道”,为德刑两手治国的方略寻找哲学上的根据， 以下是哲学理论和政治思想的矛盾。

古人又抱着美好的愿望,提出要实现“人皆尧舜”、没有刑杀的政治理想。

一“阳生阴杀”的哲学理论

人们很早就提出了阴阳的概念,《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接触中,总结出的万事万物的一个共性:事物皆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并且是在这两者的对立、交合、转换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儒家将阴阳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广泛地运用在自己的政治、伦理等思想体系之中,认为“阳尊阴卑”、“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臣为阴”、“阳主生、阴主杀”等等,这些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关于“阳生阴杀”的思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董仲舒认为阳主生、阴主杀,虽然要以生为主,以杀为辅,但“生杀”作为一组对立面,就像阴阳一样,缺一不可。榖梁赤也提出了“独阴不生,独阳不生”(《春秋榖梁传》)的理论,阴阳相辅相成,以成就万物。应该说,儒家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并将其用于政治领域,从而为治国的德刑两手找到了十分扎实的理论依据。后来的道学宗主周敦颐忠实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一理论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他在《通书?刑》中说道: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即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古人认为春天阳气盛,因此万物生长;秋天阴气重,因此万物凋零。周敦颐告诫人们应该效法自然,“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在儒家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德刑”、“生杀”的存在,就如同“阴阳”、“春秋”的存在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在宋代,这一思想几乎成为儒家的共识。《宋史?罗汝楫列传》记载:帝问:“或谓《春秋》有贬无褒,此谊是否?”(罗汝楫)对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杀,若贬而无褒,则天道不具矣。”帝称善,尝曰:“自王安石废《春秋》学,圣人之旨寖以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