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大使(也叫“圣使”)基本上是一个传话人,他只是背诵君主要求他说的话,完整准确却又不能使用母语,“这种背诵所使用的语言当然是拉丁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外交生活的全部构成,似乎就是典礼仪式、宫廷盛会、庆祝剪彩和各种招待会等豪奢活动。称号、座次、位次、特权及排场等等,几乎是大使生活的全部内容。大使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礼仪,一种象征。使节享受他主人所应享受的尊荣,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所要求的那样,“见教皇使节之面如见教皇之面,闻教皇使节之声如闻教皇之声”。但是从法律上讲,大使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控诉别人,也不能被控诉;他随身带有主人的豁免权证书,任何人对他施行伤害,即等于直接伤害了他的君主。在允许他自行决定的少数事项中,包括传达元首间的问候,以及选择对东道国哪些人行贿及行贿多少。“大使”的尊衔不是轻易封赠的。据说这个名词在恺撒关于高卢战争的记载中曾使用过,之后就消失了。14世纪时意大利和一些欧洲王国开始出现“大使”和大使馆。至1860年止,英国一共只派出三位大使,即驻巴黎、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的三位;法国派出的大使稍多一些;而美国则直至1893年还未曾派出一位大使,而是使用“公使”头衔给那些为数不多的驻外代表。[3]可以说,最早的外交家从事的,是一种奢华的、小规模的、没有个性的事务。不过,在上述大环境下面,仍有摩根索、基辛格等人所喜爱的时期和人物,那是18-19世纪列强争锋的欧洲和“势力均衡”的创造者们,他们多半不是上面所说的“大使”和职业外交家,而是真正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众所周知,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教皇权势的式微,欧洲的少数大国和杰出政治家开展了争夺势力范围和实现权力均衡的多年多轮角逐。例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德国的威廉一世,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国首相梅特涅,尤其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等一批人物,设计和推行了现代权力政治外交,不仅缔造了强势的欧洲,也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故事”里面,最关键的有两点:第一,外交成为少数强权者和所谓智慧人物的“小圈子内交易”,国家间事务决不是什么可以公开谈论和探讨的东西,而是真正那种属于在密室策划、“穿梭访问”的结果;第二,类似俾斯麦这样的外交大师有了发挥个性的机会,“外交是一门艺术”的格言只有在这些杰出人物那里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

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与18、19世纪有了重大差别。现在的外交,从程序上看更加细密与多层,从涉及领域上讲更加广泛与多元;外交不象从前那样是一种纯粹个人的密室谋划,而是更加程序化和官僚化的“事务”,与此同时外交人员可能更加专业化,外交不仅是面向社会招收的一门职业,而且算得上是年轻人向往追求的一门显赫职业。尤其重要的是,外交过程既产生更大影响、也受到更大的关注,外交决策同时受到更广泛的、来自社会和国际的各个方面的制约,同时受到各个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一位外交官分析说:“二战后膨胀起来的各个部门和机构,对外交事务有不同的兴趣。为了协调这些不同兴趣而建立的各种机制迅速感到某些新的效忠路线的问题。对国家利益的客观考虑,现在很少成为大家首先关心的问题。相反,最高的赞扬得留给那些成功地把本部门本单位的观点强加于其他部门和单位的人。如果不能取得这种最高的成就,角逐之道就是用拒绝表示同意的办法,阻挠一切行动。”[4]哈佛大学着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霍夫曼(S.Hoffmann),则从积极角度看待这种变化,他指出:托克维尔分析过的“现时代”的重要特点――民主化,亦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的“前史”与“今天”的区别。在旧式的国际政治里,外交事务从一开始便是少数权势者的专利,“外交圈子完全是高贵身份者的排他性俱乐部”。从信息获取到决策制订,不仅非普通百姓可望可及,连非外交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政治家也难有作为。“仅仅是到了20世纪,外交政策才出现了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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