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成就中国长征胜利、人类伟大奇迹中的作用和贡献,可用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来概括。三个“主要正确”强调,毛泽东是中国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中国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主要的正确的指挥者,又是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主要的正确的总结者和宣传者。毛泽东因为他的这三个“主要正确”,而使他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实现了由错误到正确的重要转变;在红军的对敌作战问题上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重要转变;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上实现了由被迫到自觉的重要转变。

非常明显,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所构成的是一个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统一整体。其中第一个“主要正确”处在首要地位。其他两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均由第—个“主要正确”而来,又都是第一个“主要正确”的深化和具体展开。所以在逻辑上,第一个“主要正确”势必成为由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建构的统一体中的关键。

史料显示,自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长征胜利、创造人类奇迹以来,中国党政理论界特别是党史党建专家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并且贡献了丰硕的科学成果。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在对长征已有持久深人研究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按照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之关系的逻辑,突出第一个“主要正确”,即以“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为论题,兼顾其他两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继续展开研究分析,对于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引的大方向,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更大胜利,依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现在已经清楚,中国的西北方向和陕北地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明确并胜利实现了的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地(落脚点、根据地);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是中央红军出发,向战略方向进军、到达战略目的地、创造新的把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的行动路线。这条行动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中外贯通的哲学思维、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总揽全局的决策才能、自主独创的军事谋略铸就的生命线、胜利线,同时又是中国工农红军广大指战员和长征沿途地区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筑成的生命线、胜利线。所以,论毛泽东对中国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就是论毛泽东在这条行动路线形成和确立中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尤其要论毛泽东在这条行动路线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刻、转折关头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作用。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举行的遵义会议作出的,毛泽东开始被确立为党和红军领导的实际核心的正确选择。使党在其领导问题上实现了由错误到正确的重要转变,同时实现了党由幼年的党到成熟的党的重要转变。

遵义会议即1935年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突出并围绕主要议题——“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由会议的主持者、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秦邦宪)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接着突出并围绕当时最迫切的两个问题,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王稼祥作重点发言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陈云等相继发言。除博古、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凯丰(何克全)以外,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的重点内容是:认为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军事指挥是错误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要求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和红军的军事指挥机构,力主毛泽东出来掌舵、领航导向。为会议作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党中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可靠的根据。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如下重大的正确的决定: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和红军的军事指挥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去讨论;取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责任者。

与上述重大的正确的决策联成一体的是,遵义会议后不久,随着遵义会议相关决定的一一落实,特别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党的总的责任者以后,在他主持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泽东同志成为恩来同志军事上的帮助者”;根据需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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