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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始的，因此，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和道德约束机制进行探索，当会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清教提供的精神动力

现代意义上的，以工业化为标志的发展自英国开始，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这种发展只能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形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所以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历来是学术界研讨的重点，它实际上也涉及到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这中间包括：近代初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为西欧的商业大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旧的商业活动也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进行了改造。而处于新的商业航道中心的英国，自然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急剧发展的过程中，英国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级，他们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并迅速积累起资金与财富，最终使得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民族。[1]然而，这种通常被人所接受的观点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探索真理的欲望，因为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邻近英国的其余国家和民族不能也同时发展起来;显然，英国人一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使他们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上领了先，于是，马克思·韦伯从文化角度提出的观点就难免使人耳目一新了。

马克思·韦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赋予了经济学和宗教学以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基本上是一门共时性的学科，但它却总是试图揭开社会发展的秘密，想回答历史的问题，因此总是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反过来，历史在试图跳出单纯的叙述领域时，也不得不向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求救。为了回答社会发展的问题，韦伯实际上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借用了许多概念，由阶级概念发展出他的社会分层理论，由原始积累发展出他的市场理论，再加上他的一种独特的视角“新教伦理”的概念，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成的三个支柱。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论证了人类的生活领域是如何逐渐地纳入了理性思想的控制之下。而这种理性化的发展过程，意味着权力逐渐由传统的政治领袖的手中转入形式组织──即官僚的手中，这种官僚组织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官僚组织的成员并不能为自己设置目标，他们只能服从命令，因此在官僚组织之上，必然有某种权威的来源。随着传统领袖权威的衰落，魅力领袖的地位开始上升，他的威望来源于群众，所以不受传统纽带和责任的束缚，也不受官僚惯例的节制，他们具有革命精神，为所欲为，对社会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并给一个往往处于僵死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一旦他们的热情耗尽，传统的规范化力量又开始抬头;魅力领袖的继任者需由选举产生，他的追随者也会演变成一群新的官僚，结果是官僚的组织形式再度占了上风。于是传统社会就在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治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社会，有的只是历史的重复和循环。

但人类的社会终究在缓慢地发展，所以理性化的趋势也在增强，但这种不断增强的理性化趋势，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传统领袖和宗教文化的巨大力量所打败，并使其倒退。因此，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经济始终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因而经济行为的彻底理性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种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却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必须的。[2]结果，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欧洲的宗教传统中寻找到了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