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的事件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世界体系--它在世界范围里突然攻破和扩展了从前的体系--出现了(或者最好说，被证明是出现了)，从前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和成分被彻底重新评价和在结构上受到修正。我想谈谈与此有关的三个经济现象或称三个经济范畴：民族债务、效率、生产率。我这一生中所目睹的最神秘的事情发展之一是：尽管基本上没有变化，强大的民族经历了从富足衰落到贫穷这一难以解释的过程。在60年代，从创办新学校和推行新的福利项目到进行新的战争和使用新的武器，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80年代，同样的国家不再支付得起这些开消，每个人都开始叫嚷有必要平衡预算(预算平衡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一致呼声，也成了目前争吵辩论的中心。)但是正如海尔伦纳(Heilbron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偿还清国家债务不仅是个灾难，而且实际上是别的国家怀疑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偿付能力而强迫我们平衡预算的。一个受到人民普遍信任的强大政权可以发放公债和承受赤字开支，只要它不必担心邻居是如何看待它的;但是当一个从前是自主的民族国家发现自己属于当今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时，这个担心便成了问题的所在。效率也是如此(保尔·斯威兹[paul Sweezy]和亨利·马格道夫( Harry Magdoff]很早以前就曾在讨论中国革命时这样说过)：甚至在现代化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和不可割舍的价值--可以有其他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例如，工业教育、农民的再教育，或者企业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训练。但是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非竞争性的工业实务(和物质工厂)明显地成为一个祸害，拉革命集体的后腿，使其堕落到第三世界甚至第四世界的可怜处境。同样，马克思很早以前在《资本论》里就曾教导过我们，生产率也是市场统一的结果;生产率不是什么某种无限的绝对物：当与外隔绝的村庄或外省的产品与宗主国的产品在一个统一的体系里相比较时，原先在这些村庄或外省里是完全有效的生产率会突然降落到十分低等的程度。这正是苏联和其同盟国家一头栽进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时发生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之神--或者说是马车--与在最近20年内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挂在了一起。

当我有机会在较为中立的国家里与来自一些“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交谈时，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在过去被称为德国的“重新统一”(reunification)而现在却被莫名其妙地单称为德国的“统一”(unificaiion)的那一天，我恰好路过被分割的柏林。我吃惊地看到人们的恐惧，他们对“统一”没有热情，除了那种最正式、最官方的兴高采烈的热情(他们举行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庆祝”或者美国的新年除夕的酗酒狂欢十分相像的通宵达旦的城市晚会)。我也吃惊地看到两边的知识分子灰心沮丧：西柏林人对自己将要成为过是德国人的前景感到懊恼，西柏林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同和有区别于一般德国人的--这就像纽约人突然发现自己是俄亥俄州的一部分似的;东柏林人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失了业，不管他们从前的工作是什么。在原来的东德，所有的科学机构都被关闭;出版社销声匿迹;随着货币的重新统一，昂贵的新咖啡厅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有房子的人在做着被西柏林人赶出去的准备，西柏林人在1945年前曾拥有这些房产;租借公寓的人准备看到他们的房租上涨三倍或四倍。西柏林人面临着房租和其它开消的急剧上涨，因为联邦的补助金将要被取消。柏林将要成为新的首都，但是柏林也将会是一个充满失业的城市，处于新欧洲东部的边界;它会再一次成为来自更为东边的经济避难者的城市，就像魏玛时期一样--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涌向柏林，但是这个柏林却不具有魏玛时期柏林的俗气可疑的华丽和迷人之处。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过多考虑魏玛时期;德国统一时，柏林最有名气的展览是俾斯麦的伟大生平和俾斯麦时期(anenormous life and times of Bismarck)。

同时，考虑这个体系改变的独特性似乎也是必要的。东德人认为这种体系的改变是一种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当然没有多少历史先例(如果说社会或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在本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的话)。很明显，在此有比权力更多的东西处于危急之中;不光是由胜方的政党官员取代败方的政党官员而产生的错位的问题。我自己只能想起一个远距离的推论，即：美国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南方实行了重建，南方的政治和财产关系的改革是由一个胜利的占领军的政权实施的。

热月①之后的文化和政治会出现什么变化，并非连贯的。例如有人说，近期的西德“新表现主义”画家很幸运，他们有希特勒作为取之不尽的原材料。②如果战争现在完全结束的话，那么随着著名柏林里的倒塌这个原材料很明显也就枯竭了。从前的西德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天职使命了，他们跌跌撞撞地盲目寻找这个或那个次要的目标;从前的东德知识分子此刻头晕日眩(他们必须补上西德人的阅读课)，一些诸如像海纳·米勒(Heiner Muller)和克里斯蒂·伍尔夫(Christa Wolf)的勇敢者继续坚持一个已经不成功的主张，认为东德的文化和政治是自立的。生意一如既往，意味着土地投机和失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便意味着寻找新的研究题目和新的灵感，同时也寻找建立长期的第三政党的新形式。

较德国更远的东方国家，我只想谈谈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这三个十分不同的地区具有相互不同的专注事物，它们也同“我们”北美洲不同(为了方便起见，我滥用“我们”这个词来指北美)。这三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执迷于斯大林和他的官僚体系的事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自然或自显。他们坚信“我们”(西方人)不理解该事实，坚信我们根本连想都不愿去想象，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任何严肃的国际交流中的开局策略就是要强调自己手里的牌是与众不同的;承认对方已经事先知道自己的一切就是自我挫败。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可以想象出来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偏见陈规，因此，来自东方的经验真理现在看起来不仅与普通媒介的宣传和幻影没有区别，而且与普通媒介的最原始的冷战时期的形式也没有区别。在此，语言和表述的干预使最简单的交流方式变得复杂起来：他们的真理越是用奥维尔式(Orwellian)的语言来表达，那真理就越变得冗长乏味、令人厌烦;我们的真理越是用最微弱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例如关于简单的社会民主、福利社会、社会正义和平等--我们就越是不愿意倾听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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