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人的生存状况，弗洛姆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有理性。人类独有的特性———理性、自我意识，打破了动物界存在的和谐，使得人必然去克服种种二重性，即“生存的两歧”。由于理性，人能够意识到自身既是动物，又超越了动物;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受自然束缚，又摆脱了自然，追求着自由。人的需要不在于本能，而在于存在的独特性，“源于他的生存状况，即‘人类的境况’”，人的本能需要是与生俱来的身体机能，告诉人该吃什么，躲避什么，理性则告诉人该培养和满足哪些需要，让哪些需要枯萎、消失。弗洛姆对人的独特需要作了细密的阐述。第一，相关性需要。弗洛姆认为，相关性需要基于人与自然的最初联系被切断，有着理性和想象力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渺小。相关性需要是实现人的精神健康所依赖的最迫切需要，正所谓“精神的孤独是最可怕的，就连超级隐士也要同上帝同在”。弗洛姆指出，人可以通过臣服于他人、团体、上帝或者通过统治他人乃至世界达到与世界合一，然而，由共生关系的两面———臣服和统治———达到的结合，是拿人的尊严作为代价的，人在结合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应有的独立和自主。弗洛姆强调，只有创造性的“爱”既能满足人与世界相结合的需要，又能使人保持完整性与个性。第二，超越的需要。弗洛姆认为，天赋的理性和想象力决定了人不愿做一个消极被动的存在物，而是希求超出扮演被动的角色。在弗洛姆看来，人能够借助创造力来达到对自身的超越，创造的前提是对创造之物的主动关心和爱，如果人失去了创造力，他便选择另一种超越方式———破坏，即不是创造而是毁灭生命来实现对自身的超越。第三，友爱的需要。弗洛姆认为，人类失去了与自然的纽带，等于失去了根基、家园，而人是无法忍受这种处境带来的孤独和无助的，他必须找到新的生存根基，如果没有找到理想的新的根基———友爱，人就容易引发乱伦。就此，他批判了弗洛伊德所谓的乱伦欲望源自母亲“性”的吸引，回到母亲无所不包的子宫和养育一切的乳房的深深向往。第四，身份感的需求。弗洛姆认为，人可以定义为能够说“我”的动物，能够意识到作为独立存在的自身。然而，工业社会中的人往往很难确定自己的身份感。在弗洛姆看来，一个人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感，就会寻求个人身份感的替代品，民族、宗教、阶级和职业等都可用来帮助确定人的身份感，体现为“我是———‘正如你所要求的’”。第五，方向感的需求。具有理性和想象力的事实引发了人在知识世界中为自己确立方向的需要。弗洛姆对理性和理智作了区分，理性为人所特有，是人们寻求真理、把握世界的工具，而理智则属于人的动物部分，是在思想的帮助下控制世界的工具。与理性相对的是人的非理性，在人的理性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形下，非理性就会跃居上风。社会具有双重作用：促进或阻碍人的发展。弗洛姆认为，健全社会是适合普遍人性和人的独特需要的，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不能根据人是否履行社会职能，而只能根据人的独特价值来判断社会是否健全，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不能正常地发展自我人格，那么该社会就是不健全的、异化的、病态的。

二、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异化的社会

20世纪的资本主义克服了18、19世纪经济的不发达，处于工业生产的革命性飞跃时期;超脱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显性剥削，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有了提高，人们在某些方面获得了自由。但是，弗洛姆指出，19世纪的希望得以实现绝不意味着社会达到了预期结果，实际上，除了物质上的繁荣，政治上和性的部分自由，处于20世纪的人在精神上比19世纪更为病态，他不过是“受到抬举的奴隶”。在马尔库塞看来，是否是奴隶不是由服从、工作难度，而是由人是否沦为物和单纯的工具所决定，20世纪的人不成其为人，而是成了物、商品或机器零部件，缺乏个性和自我信念。与18、19世纪相比，20世纪资本主义发生的首要变化是数量化、抽象化的加强。工作用货币支付，经济关系被金钱———工作的抽象表达所控制;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加速了抽象化进程，工人无法接触生产的整个过程，能看到的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小流程。数量化和抽象化无疑推动了现代产品的批量生产，扩大了现代企业的规模，但数量化和抽象化超出了经济生产的领域以及物的范围，人自身也成了用数量来表达的交换价值，当说到某人值“100万美元”时，他绝不是具有人类品质、有妻儿、有过希望与挫折的具体的人，而是成了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抽象的人。抽象和具体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辩证方法，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事物的抽象与具体的两极几乎完全被抽象的一极所取代，这就失去了对事物的理性把握。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普遍的异化，即人把自己看做一个陌生人，“疏远了与自己的关系”。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然而，所创造的一切却居于他之上，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反而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仆，受自己创造物支配。在工业社会，异化现象普遍存在于人与工作、消费的物品、自身、同胞第5期袁罗牙：弗洛姆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全面的异化及国家的关系之中。

(一)工作的异化劳动原本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能够给人一种深深的满足感。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了一种责任和陈腐的观念，成了获得财富和成功的手段，成了对人的孤独和烦躁的回避。弗洛姆把在工作中异化的人刻画为“随着原子管理的步调跳舞的经济原子”，人的位置、就坐方式被指定，双臂以指定的半径为范围移动。劳动者成了资本雇佣设备的一部分，“不是机器代替人，而是人成了机器的代用品”，他的角色和作用由设备的质量而决定;劳动者被改变成了物，由另一个成了物的管理者来管理，“人好像物一样受处治，人及其管理者都变成了物，他们服从物的法则”。工作的重复性和机械性，使得人们思想懒散，精神退却，生命活力受到扼杀，创造性遭受抑制。

(二)消费的异化消费是一种含有身体需求、人的感受的行为，是充满意义的创造性体验，是达到快乐的手段。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消费本身成了目的，人获得物品是为了占有，以无意义的占有凸显自我，“我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占有物所体现出来的我”。弗洛姆肯定人的功能性占有，即生存性占有，他反对的是无意义的、使人失去体验的占有。消费异化还体现在消费的不受挫原则———每一种愿望都必须立即满足，接受倾向取代积蓄倾向成了人的主导性格，人活着的目的是追求、接受新事物，如果没有新事物的满足，人会感到空虚而缺乏生气。人不得不生活在消费之中，但必须区分人的“独特需要”与“人为制造的需要”，马尔库塞称之为“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4]6，对人为制造的虚假需要的满足不过是不幸中的欣慰，因为它妨碍了人们洞察社会弊病，错失了医治时机，欣然在幸福的幻觉下遭受消沉和烦恼之苦。

(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弗洛姆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了，不再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抽象体、活机器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人的性格倾向表现为“买卖倾向”，人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积极的作用者，自身权利的持有者，而是将自己体验成一件商品、一份投资，目标是成功地在市场上销售自己，将自己尽可能地卖个高价。人与自身的关系被异化了，人的意识不是来自一个富有爱心和思想的个体，而是来自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不是作为一个有爱、恐惧、信念、怀疑的人，而是作为一个“与真实本性异化的在社会系统中完成一定作用的抽象物”体验自己。

(四)理性的异化弗洛姆认为，理性不同于智慧，智慧是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事物，把事物加以综合，从而更有助于使用它们，是生物生存的需要，而理性的目的在于理解，试图找出表象下面隐藏的东西，了解现实的内核和本质，功用不是推进肉体生存，而是维持思维和精神的存在;智慧往往是印象、思想和观念的被动接受，理性需要相关性和自我的感觉，只有当我是我，没有在“它”中失去自我的个性，我才能运用理性。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理性被异化了，就好比野蛮人用闪闪发光的玻璃珠子代替土地和自由，现代人用人造的、美化的虚假现实去代替真实的现实。

(五)伦理的异化弗洛姆认为，至少在希腊—犹太—基督传统的意义上，伦理与理性不可分割，伦理行为建立在价值判断之上，而价值判断是以理性为基础，理性的运用和伦理行为都以自我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由此，弗洛姆断言，良心就其本性来说是不求同，而工业社会一味坚信顺从是美德，不顺从则是恶行。为了批判社会异化伦理，弗洛姆区分了两种顺从，他肯定了对自己理性或信念的顺从，批判那种对他人、制度或权力的顺从，因为后者属于被动的屈从，由此形成的伦理只能是社会的、异化的，而不是适合人性的普遍伦理。

(六)宗教的异化弗洛姆认为，从倾向性系统或崇拜物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宗教来说，每个人都需要宗教，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离开这样的系统存活和保持健全，只是每个人的上帝及其意义不同。在弗洛姆看来，在工业资本主义，宗教被异化了，如果宗教指的是一神教，工业社会人的神“仅仅是橱窗里的商品”[2]153，他强烈地依赖、追求商品，义无返顾地拜倒在商品的石榴裙下。与过去人们的精力集中于寻求上帝的拯救相比，当下人集中于利用科技驾驭自然，不断增加生活享受品，不同的是，他们所崇拜的不是外在的而是人造的东西。

(七)民主的异化在弗洛姆看来，如果一个政府能证明每一个公民都有权投票，选票被诚实地计算，那么这就是民主。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民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收入和机会的巨大不平等，选民意愿的表达方式被异化了，特权阶级总是对民众灌输虚假意识以防民众的自我意愿得以实现而导致特权的丧失。就此，大众传媒成了宣传虚假意识的机制，教育、宗教、文学、娱乐等也是影响人们意识的有效工具，使得民众表达意愿的方式类似于选购商品，与宣传的鼓吹、建议相比，事实显得毫不起眼，民众“做了一些事，就是选举，他幻想自己是决定的制定者，他接受这个决定，就如同这个决定是他自己的一样，然而在现实中，决定则主要是由他无法控制，并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的力量所作出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所依据的原则是物对人的统治，人背叛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对生命本身的领悟，被自认为赖以生存的物(商品、货币)所毁灭。人实现了“不受束缚的自由”，但还不是“自我支配的自由”;人制造了像人一样活动的机器，自己却像机器一样的活动。对于异化的资本主义，弗洛姆发出质问：现代人欣慰地看着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然而，当反观自身时，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是否更加接近于人类的另一个梦想，即人的尽善尽美?以及彼此相爱、公正诚实，最终实现他的本真，即上帝的形象?”对于这些问题，幻觉中的民众不但不知道答案，甚至如何提出问题都给遗忘了。

三、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内心的病态

工业资本主义建立在尽可能地生产和消费原则之上，追求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而无视人的存在，该社会需要塑造这样一种人：他能够与大集体和谐相处，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要求，他的品位是标准化的，能够很容易被影响和预测;他感到自己是自由和独立的，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原则，却受了别人的支配，做了别人希望做的事情。此类人的内心必定是病态的。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病态心理主要表现为：占有倾向和市场倾向取代了19世纪的囤积倾向;适应或附和他人(团体)取代了个人的意识;无意识的无力感取代了自豪感和主人感。人生活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随心所欲，即极端的享乐主义。人丧失了自我意识，趋于求同，依赖他人的赞许，身上连一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的情感由于受到压抑而枯萎，这一切将使人感到不安、不满、厌倦和忧虑。占有倾向是工业资本主义人的主要心理特征，人们生活的重心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对于现代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构成自我的内容，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感觉到的自我是一个我们占有的物，这个“物”是我们体验自我个性的基础，在“我是我”话语背后是，“我是我，因为我拥有X”。占有心理是消费异化的表现，无限制地占有外在的、并非必须的物品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却会阻碍人的身心健康。佛陀曾说过，谁想要达及发展的最高阶段，就不可去追求占有。弗洛姆也告诫道：人“只有扔掉了财富的拐杖之后，人们才真正地开始运用自己的能力和靠自己的力量去行走”，人必须摒除无意义的占有心理，以体现为独立、自由和理性的重生存方式去生活。异化的社会害怕个性，因为真理会在个性中发现表达方式，工业资本主义一直为培养适应社会的人在努力，千方百计地使个人处于适合社会需要的无个性状态，它虽然对知识和教育有极大的热情，但把那些与真理有关、在市场上无交换价值的思路说成是不切实际、无用的思想。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精神分析学家异化了，精神分析学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定义精神健康时，十分强调异化工业社会的性格品质：适应、合作、进取、容忍、野心，等等。弗洛姆认为，如果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使个人“适应”社会，而他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又是不健全的，那么这只能减轻他的极度痛苦，使之回归到适应规范所固有的一般性痛苦。

真正的精神治疗目标“主要不是适应，而是尽可能地发展个人的潜力，实现他的自我……精神健康是不能与人的基本问题分离的，这一基本问题就是实现人生的目标：独立、完整和爱的能力”。弗洛姆形象地描述了异化的精神分析学家所干的工作，“正如人们给机器上润滑油一样，我们也给人，特别是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人们上润滑油。我们用愉悦的口号，物质上的好处以及心理医生富有同情心的理解来润滑”。从规范人道主义出发，弗洛姆认为，在一个异化的世界，“最正常的人也就是病得最厉害的人，而病得最厉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精神分析不应该成为社会统治人的工具，而理当解蔽异化社会的真实面貌，消减社会对个人发展的压制，挖掘人受社会压抑的无意识层的理性及创造力，从而使人获得独立发展，并形成自我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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