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能够严肃看待国民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象，而且能够使这种假象同国民经济关系的非人性的现实形成对照。所以，可以说，蒲鲁东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立场上来反对私有制的。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国民经济学都是以私有财产的运动能够为国民经济创造财富为出发点，为私有财产进行辩护。但是，蒲鲁东却从这种种诡变的相反方向出发，即从私有财产的运动必然造成贫穷的事实出发，提出了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对私有财产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那种体现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的最彰明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即贫穷、贫困的事实出发的”。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和无产阶级看作一对矛盾，其中肯定的方面是私有财产，而否定的方面则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不仅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私有财产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且还用异化思想阐释这一分化的结果。在私有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表现出异化，但是，资产阶级的异化使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所在;而无产阶级的异化却使自己感到一种生活的无力和非人的存在，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消灭。因此，无产阶级产生了一种被唾弃的愤慨，一种由于感受到与人的本性相反的露骨的现实而必然产生的愤慨。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还带有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异化思想的影响，用异化的理论来分析两大阶级的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从经济领域和阶级关系上分析两者关系的高度，但是，他已经看到了私有制造成的两极分化的现实，看到了私有制下人与人的本质相分离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指出，虽然在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中，无产阶级是运动的否定方面，但是，无产阶级在矛盾运动的一开始还意识不到自己的使命。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贫困，意识到自己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的双重贫困，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存在正在消灭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时，他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

无产阶级必须推翻全部现存的制度，自己解放自己。由于无产阶级身上的一切属人的东西都被剥夺，甚至连属人的外观也被夺去，由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达到了非人性的顶点，由于私有制造成的社会贫困达到了无产阶级无法忍受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消灭他的生活条件，从而解放自己。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越增长，受资本支配的雇用劳动量就越多，但是资本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而且成反比发展。资本生产的实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贫困现实不管不顾。通过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原始积累的兴起和实现手段是卑鄙残酷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血腥事实。工人为资本家生产财富，却为自己生产贫穷。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工人的赤贫，马克思列举了1845年3月29日发表在伦敦《经济学家》上的调查结论。这个调查基于真实的现实基础，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农业工人的收入状况。当时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与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比，就是与18世纪七八十年代比，收入状况也急剧恶化，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所以，他们又成了“奴隶”，而且是食宿最坏的“奴隶”。法国的工人生活状况也是一样，皮埃尔•杜邦1846年写的《工人之歌》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穿破衣，住洞窟，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起来和我们同住。”由于机器的使用和普及，给同它竞争的英格兰织布工人阶级造成了慢性的贫困。“世界历史上再也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结束。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2便士维持一家的生活。与此相反，英国的棉纺织机在东印度的影响却是急性的。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确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工人为资本家生产的财富在增加，同时自己的贫穷也在增加。马克思以英国为例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要考察资产阶级的财富，最可靠的根据就是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和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

《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变动情况》与《1853-1864年，大不列颠财富增加最快部门情况》这两张表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实际上，这些数字还是很保守的，根据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的报告，实际上，他们的税额每年至少隐瞒一亿英镑的收入。大不列颠的社会财富增长非常迅速，以至于不列颠国民户籍总署署长高呼，人口增加得再迅速，也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就连英国国务活动家格莱斯顿也说：“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格莱斯顿虽然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发出这样的言论，但是他确实反映了与社会财富增加形成反差的工人贫穷的事实。资本家经常用“节约”为自己的发财致富辩护，实际上它是建立在牺牲工人利益的基础上，英国煤矿工人的生存状况就是证明。1860年前后，英国的煤矿工人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对劳动的浪费，大大超过了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工人的血和肉，而且也浪费工人的神经和大脑，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方法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空间上的节约，使得工人劳动的空间非常狭小;同时由于通风条件的节约，使工人经常面临呼吸器官疾病的威胁，使死亡人数逐渐增加。总之，在大工业的发展中，整个资产阶级拥有的资本数量越来越多，而整个工人阶级却越来越贫困，以至于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工人们从来都不记得，世界上有哪一个资本家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在牺牲工人利益，甚至牺牲工人本身时，曾经犹豫过。《资本论》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正如恩格斯在向工人推荐和介绍《资本论》时所说的那样：“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贫富分化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深刻的揭露，他讽刺地指出：“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

二、工人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供求规律成全资本专制”的结果

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扩大生产规模，加重剥削工人，于是便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追加资本，进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积累造成对雇佣工人的排斥，相对人口的过剩，从而形成大量的失业工人，而失业工人又严重威胁着在业工人的工资。所以，劳动供求规律是导致工人失业的实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资本积累最有力的杠杆，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表现为c:v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的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这就表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c:v的提高，v的量随着它推动的c的增加而相对减少。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也就是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也就是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家需要的可变资本越来越小，即资本家需要的工人数量相对来说越来越减少了。当然，由于原有资本量的增长速度更快，这并不排除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马克思指出，伴随资本积累的还有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这三者相互促进，使资本构成提高，劳动的相对需求就更少了。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积聚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在一个企业中，积累的新资本同原来的资本合并起来，增大了企业的资本量，就是资本积聚。资本积累的速度比资本集中的速度慢很多。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到资本积累使单个资本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世界上现在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资本的集中，很快就完成了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不能完成的事情。资本集中可以加速资本的积累，促使c:v的提高，也就是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在正常的资本积累中追加的资本，一般是主要用于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就是，积累越多，越是要求用较少的劳动推动较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越是集中，从而促使资本的聚集越大，需要的劳动就越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就是由于资本积累、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相互影响而促使对劳动的需求由相对减少到绝对减少。因此，工人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相对人口的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它的存在使劳动的供求关系更符合资本剥削的需要。

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最初是通过资本总量的增加来实现，越往后发展，资本积累就越多地表现为资本构成的变化而引起的可变资本的减少。与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构成提高的速度，要比资本积累和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快得多。所以，马克思强调，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决定的，不是说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而是由总资本中可变资本部分的大小来决定。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劳动力的需求随着资本总量的增长而递减。当然，这不排除，随着总资本的增加，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部分也会增加，即加入到总资本中的劳动力会增加，但是，这种增加的比例是越来越小的。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家需要雇用追加的工人。为了吸收一定量的追加工人，总资本就必须在增加总量的前提下继续更快地进行资本的积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现象，好像是工人数量的绝对增长总是超过就业手段的增长一样。“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这种事实表明，工人人口不是在绝对地增加，而是相对于机器的使用和资本家的剥削来说，成为多余的和过剩的。产生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就社会总资本来看，闲置人口的数量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是，在所有的部门中，可变资本(也就是就业工人)的增长，始终同过剩人口的再生产结伴而行。通过1863年伦敦出版的《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就可以看出，虽然生产扩大了，但是从业人数增加很少，这就表明就业工人的人数相对地大大减少了。

从1851到1861年的十年时间内，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的从业人数不是随之增加，而是相对或绝对地减少，只有在那些没有成功地采用机器的部门才会有工人人数的增加。不管是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渠道这个不太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加都与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结合在一起了。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涉及财富的增加，这种资本对工人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在加大，“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关于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及其对工人失业的影响，就连古典经济学家也觉察到了，只是他们不能够理解，因而也找不到原因和解决办法。马克思指出，这些过剩的工人，不断地为资本增值提供随时可供剥削的劳动力;它就像一个蓄水池，不管是旧部门的突然扩大还是新部门的时而出现，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可以雇佣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同时期，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不管减少和增加多少劳动力，都可以从中得到调节。由此也可以看出，过剩人口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又是其存在的条件。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可变资本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反应劳动力需求的递减，在通过外延的(延长劳动日)或内涵的(增加劳动强度)方法而使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从而得到更多工资的时候，可变资本的增加并不反映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加。资本家可以通过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从而在支出同样多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资本家还可以通过低工资雇用童工、女工或非熟练工人代替较熟练的工人和成年的男工人，从而在可变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买到更多的劳动力。马克思一再强调，这是一种相对的人口过剩，而不是绝对的过剩。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安排得很好，它总是让资本在绝对增长的同时并不伴随劳动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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