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代巨儒董仲舒通过“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确立起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控制体系，从汉代的许多公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思想体系的影响。

(一)重灾异，修君德

董仲舒认为“君权神授”，“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1];但是，如果人君不重德行，违背“天意”，上天就会降下各种灾异现象，以示谴责和警告，这时人君就要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弥补过失，比如下诏罪己、招贤纳谏、大赦天下等。因此，每次出现大的自然灾害，汉代的历代国君往往下“罪己诏”或者“求贤诏”，以此反省和检讨自己，弥补失德之行。

如汉宣帝本始四年《地震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即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令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1]面对“九月壬申”所发生的“天谴”——地震，汉宣帝下诏自陈“不德”，希望“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不要有后顾之忧(“毋讳有司”)，尽心进谏“以匡朕之不逮”。又如汉成帝《日蚀求言大赦诏》云：“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百僚各修其职，惇任仁人，退远惨贼，陈朕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1]通过自我批评以及“大赦天下”的方式来激励天下。从这些“罪己诏”，我们不难发现在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相感”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汉代国君对于天道的重视和敬畏。

(二)主教化、行德政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以天道之阴阳来比作人间的刑与德，认为“天之任德不任刑”，“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1]，主张人君的统治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并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培养这样的“德”，“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1]。受此思想的影响，在汉代由臣下向君主进谏的公文中，往往以此为据，曲谏国君，既不冲折圣颜，又能巧妙影响君主纳谏。

如西汉成帝即位之初，时任御史中丞的薛宣上疏认为，圣上“陛下至德仁厚，哀闵元元，躬有日仄之劳，而亡佚豫之乐，允执圣道，刑罚惟中，然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是臣下未称，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1]，开头就夸赞圣上素行仁德，勤勉执政，可是却未能达到阴阳调和的境界。这样，在充分满足皇帝虚荣心的同时，又引发其思考。

接下来，薛宣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弊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1]，原来教化不行的真正原因在于吏多苛政，不循职守，致使“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最后导致“人道不通”、“和气不兴”的后果[1]。

于是在最后提出“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1]，建议成帝申饬下级官吏，使之明白国家的要务，恭谨执事、以德教民。据记载，成帝看到此疏后非常感动，采纳了薛宣的建议。在汉代，以“主教化、行德政”为据巧谏主上的例子并不少见，其共同之处都是借鉴吸取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王道以德”的政治思想观。

(三)举贤良、尚茂才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非常重视举贤任能，提出“养天下之士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数考问以尽其材”，“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1]的建议。后得到汉武帝的积极回应，从而使汉代的察举制逐渐完备，如在察举的主要标准上，开始以儒术的高低定去留;在察举的范围上，由现任官吏扩大到吏、民均可被察举。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开汉代“平民为相”之首的公孙弘。在汉武帝“招贤良文学之士”的历史背景下，他以一介平民被察举，几经波折，竟破格升至相位。为此，武帝特下诏云：“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1]武帝诏书虽云“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但是与董氏在对策中所陈“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相比较，更能看出董氏对于武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直接影响。

元朔五年，在汉武帝下诏令兴礼乐的号召下，公孙弘奏请武帝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捕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4]。此措施得到了武帝的批准，自此博士弟子通过考试选补官吏遂成为定制，儒学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探究此文写作之指导思想，我们亦能发现其与董仲舒“举贤良、尚茂才”的一脉相承之处。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董氏“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思想的影响下，察举制突破了旧有框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进仕之途，成为了汉代仕进制度的主体。

综上所述，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确立为官方核心统治思想后，遂成为汉代公文写作的指导思想、写作依据得以继承和弘扬，从而对汉代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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