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何处天上何处地下。 客体之所以崇高,是因为有一个崇高的主体在欣赏它,康德认为,客体的崇高是主体把对因自己心灵的崇高而产生的敬意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置换”到了客体的身上,从而使客体显得崇高。因而在诗中,夕阳的崇高便是人的崇高,人心的崇高。审美客体的价值在于它对主体的意义。崇高的审美客体应不仅能够激起主体的美感,而且还应使主体得到道德或者是理性上的满足。审美的实践也恰恰是这样,尤其是在文学与艺术中,很少有那种纯粹的美或者崇高。自然景物可以是崇高的,但是比自然更崇高的是人的心灵。于是当“性灵与天地交融”的时候,那种“人生暮年”的崇高使诗人“不分何处天上何处地下。”

孔子说: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是心灵和感情的抒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李商隐看到理想濒临破灭时,他并没有绝望,在刹那间摆脱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虽有些失望感伤却对未来满怀向往。生命转瞬即逝,诗人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来安慰自己,王勃、刘禹锡则分别以“东隅已逝,桑榆毕晚”和“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来激励自己,而苏轼更有“山头斜照却相迎”,“谁道人生再无少?”的豪迈气派,表现了其积极向上豁然超达的乐观精神。

美国现实主义女诗人埃米丽·狄金森在《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中,不仅描写了死亡的片刻,而且还发挥其想象力刻画了通往永恒的捷径:即人生的归宿。在狄金森看来,日落是老年的象征,而它只不过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而已。死亡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开始。沃尔特·惠特曼为纪念林肯之死而写下的《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开放的时候》,作者以其浪漫主义的豪迈气派,不仅热情讴歌了黄昏落日的壮丽,而且把它看作是希望的象征。

“那将是新生的春天和农田和房舍的图画,

图画里有四月间日落时候的黄昏,有清澄而明亮的烟霞。

有壮丽的燃烧在空中,燃烧在天上的摇曳下沉的落日的万道金光。

接下来他又写道:

看哪,最美的太阳是这么宁静这么岸然,

蓝色和紫色的清晓吹拂着和风,

无限的光辉是那么温柔清新,

正午的太阳神奇的沐浴着一切,

随后来到的美丽的黄昏,和受欢迎的夜和星光,

全都照临在我的城市之上,包裹了人民和大地。

伟大的灵魂在诗歌中得以不朽和永恒。在诗人看来,夕阳不再是日之暮、岁之暮、人生之暮乃至时代之暮的象征,恰恰相反,它预示着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一生乃至新的时代的来临。夕阳是即将失去的象征,也是重新开始的象征。天地万物,莫不如此循环往复,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是永恒的,人生是圆满的。

四 结语

据文献记载,蔡齐利可能是在西方美学中第一个论述崇高的,但现存最早的崇高论则属于朗吉努斯。他认为崇高由两大部分组成,即诗人(作者)的精神(心灵或品质)和他的修辞技巧。此后西方美学中便有很多着名的美学家对它进行过论述,如博克,康德,叔本华,黑格尔等,总体来说西方美学认为崇高是冲突的,当然叔本华是一个例外。而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崇高的观念,但相对比较零散,缺乏像西方那样长篇的专着。中国文化由于对“和”的思想的推崇,认为崇高可以是和谐的,但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还有待发展和完善。中西文化对崇高的理解和侧重虽然有所不同,如静与动,冲突与和谐等,在彼此的诗作里却是各种崇高都同时存在的,如诗中所述:“天下夕阳望相似,中外诗人一样情”。正如席勒所认为的那样,优美与崇高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优美的诗歌给人以安闲的美感,如劳作后的小憩,使人忘记忧愁与悲伤;崇高的诗行带给人的却是激情与力量,夕阳意象的崇高美，让我们在放松之后能够重新启航,也使我们能够在面对生活的挫折时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从而最终到达人生理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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