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中找到例外,在胖子中寻找瘦子,从现在追溯到过去,都是保灵对主体的追寻路径。在《上来透口气》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对自我意义的追寻还体现在他对自己的名字的寻找中。迈耶斯(Jeffrey Meyers)曾把这部作品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作比。他说:“跟乔伊斯一样,奥威尔用了不断重现的主题(motif)来使这部小说保持紧凑:保灵三次钓鱼不遂;他过去的外遇和目前想对妻不忠却未能成功;报纸上关于残肢的耸人报道以及轰炸受害者的尸块;常常在头顶飞过并最终轰炸了下宾非尔德(Lower Binfield)市场的黑色飞机。保灵脑子里有很多溺水的幻想——浸没于恐惧之中,上来透口气,在污染中难于呼吸等——这些与水有关的主题也将这本小说统一起来”(Orwell: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190-91)。的确如此,奥威尔精心编织了这些旋律。然而,保灵对自己名字的追寻比上述主题更隐秘、更贴切地表现了主人公自我追寻的历程。

小说中,主人公对自己名字的追寻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保灵返乡之前。作品一开头,保灵就对别人总称呼他“胖子保灵”,而不是“乔治·保灵”表示不满。在这里,保灵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象征性地体现在他的真名被遗忘了。就在同一天,保灵装上假牙,坐上火车,准备回家时,一个旅行推销员走过来向他借火,叫了他一声“肥哥”。保灵愤愤地想:“就仅仅因为你不巧胖了一点,别人就用外号来称呼你,而这个外号是对你外貌的一个侮辱性称呼。假如有这么一个伙计是驼背、斜眼,或者长着兔唇,你会不会叫他外号,让他别忘了他的驼背、斜眼或是兔唇?但是每个胖人都顺理成章地被人这么叫着外号”(309)。如果说发胖使人们取消了他的姓名,草率地把他抛入“类”之中,那么找回自己名字的努力也就是找回自我的努力了。

保灵回到老家下宾非尔德,去找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根。这是他寻找名字的第二阶段。他到家乡后第一次与人交谈就跟他的名字有关。当时,旅馆的女店员要登记他的名字,这时他显得十分激动:“我停了一会儿,毕竟这对我而言是重要时刻,她百分之百听说过我的姓。我的姓不常见,在教堂墓地里埋着很多带这个姓的人。我们家是下宾非尔德很老的家族,下宾非尔德的保灵家族。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被认出来是件不好受的事,但在那会儿我盼望被认出来”(470)。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念得很慢、很准,可是对方听不明白,最后还是把他的姓拼错了。这次谈话颇有象征意味:他回到了家乡,要暂居于此,他希望被认出、被接纳,希望在外乡遗失的真实身份得到确认。可是他发现在自己的家乡自己也成了陌生人、异乡人。他感慨道:“塞缪尔·保灵(Samuel Bowling,他父亲的名字)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同一间酒吧喝上半品脱啤酒呢”(471)。进而,他发现就连他从小生活的,他父亲的家也已经被改建成了茶室。在这间茶室里,他想告诉服务员他的名字,想告诉她自己就出生这间屋子里,可是服务员始终没有回答他一个字。小说中几次提到他家门门的招牌上原有的“s·保灵”字样,开始是颜色变暗,后来是字母脱落,难以辨认,再后来人们用喷灯烧掉了它。这是他的家族被逐渐遗忘的过程,也是他失去名字失去根的象征。小说中,就连保灵早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也都没有认出他来。一位是曾在他的青春时代引导他读书的当地牧师。他带领保灵参观教堂,给他讲解教堂建筑的悠久历史,完全把他当作了外来旅行者。另一位是他在夜间偶遇的初恋情人爱尔西(Elsie)。他尾随她来到她家的杂货铺,装作向她买东西,可对方没有认出他来,只把他当作普通顾客。在保灵看来,此时的爱尔西衰老、丑陋、脏脏,令人厌恶,但他故意对商品左挑右选,想要在柜台前多站一会儿。他期待自己被认出来,他需要通过他人的确认来找回自己。而拖延的结果却极具讽刺意味:爱尔西的丈夫出现了,并且他的名字居然也叫“乔治”。这一发现使乔治·保灵顿时体会到一种荒诞,他感到自己其实不过是天下无数“乔治”中的一个,是一连串漂浮的能指中被遗忘的,可以被随意取代的一环。 保灵寻找名字的第三阶段,发生在他准备离开老家之时。当他发现自己要去朝圣的精神圣地——上宾非尔德大屋已改建为精神病院,他少年时代的私密场所——游弋着大鱼的、与世隔绝的回水处已成为垃圾场时,他感到无比失落。就在这时候,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人呼唤了,并且是大声呼唤:他听到旅馆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寻找“乔治·保灵”的“寻人启事”。但是他假装收音机里要找的那个人不是他。“后来想起来让我感到很自豪的是当听到喇叭里传来的话语时,我没有扭头看一眼收音机。我的步子没有一点停顿,以致让人看破我是乔治·保灵,老婆希尔达·保灵(Hilda Bowling)正在病重”(503)。他来下宾非尔德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回自己,他一直渴望自己被认出。似乎只要被他人认出,他的整个身世就会重新连贯起来,他的根就会得到追认,就可以重新扎实地生长到土地里去了。可此时,他已不想被认出,因为他意识到他已经回不去了,那片诗意的供他生根的土壤已成了垃圾场。这则寻人启事给保灵的唯一安慰是他感到妻子还是有点创意的。

然而,在寻找名字的第四阶段,连这一点幻想中的安慰也被无情地击碎了。保灵回到家中发现妻子没有生病,也从没有去发布过什么“寻人启事”。她跟从前一样忧愁,一样没有活力。保灵意识到发生了一场误会:“我只听到了寻人启事的最后几个词,显而易见,另有希尔达·保灵其人,我估计要是在电话号码簿中查,能查到几十个希尔达·保灵。这不过是经常发生的一个蠢不可及的误会而已,我还高估了希尔达,以为她有点想象力呢,而实际上她是半点也没有。整个事件中的高潮算是那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当时我以为她死了,而发现 还在关心着她,可是现在那种感觉烟消云散了”(514)。正如米兰·昆德拉说,“喜剧性更为残酷:它粗暴地将一切的无意义揭示给人看”(121)。我们从在个体与公共之间追寻，保灵寻找自己名字这出喜剧中可以体会到他失去自己的唯一性的悲怆感受。

相关推荐：

浅析概念隐喻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