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理论的兴起,“话语”这一概念的应用日渐广泛。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话语面面观结构主义到关联理论。

要给“话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却也并非一件易事。Fairclough(1995)认为,“在话语分析这一广阔的领域内,“话语”一词有着林林总总的用法”。为了避免混淆,在阐述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问题时,他将“话语”明确界定为,一个具体概念,用来指对社会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特定再现方式,与“文类”、“文体”等概念并列。(他所提到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话语”理解成一个抽象概念,用来指广义上的符号元素,如语言、标志等,以便与非符号元素的区分开来。)在本文巾,“话语”也被用作一个具体概念,但并不像Fairclough一样从社会生活的维度上加以理解,而是取其更为广泛的意义——简单地说,也就是人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按照这样的界定,“话语”就不再是一个话语分析或语用学理论框架内的专有术语,而是渗透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从Grice到Sper-ber&Wilson,为了揭示语言的本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话语进行了研究。

人们还无法对语言的起源做出一个确切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初的语言是有声语言,而且语言不仅是有声的,而且包含这一定的意义,是音义结合体。当然,最初的时候这些音义结合体是零散的,而且数量不多。但后来伴随这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逐渐丰富并稳定下来,形成了一个话语系统,并继而衍生出一个书面形式的话语系统,即文字系统。在20世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兴起之前,整个人类就是单纯地生活在这样一个话语系统之中:人们主要对话语的个体或片段进行搜集、整理、考据、比较等等。然而,索绪尔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不再满足于运用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话语系统进行描述性研究,而是希望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现状进行抽象和概括(共时研究),以便对语言的本质做出规定性的说明。也就是说,索绪尔发起了对于语言的“本体论”研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也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所在。索绪尔的基本假设是话语系统之后存在着一个可以完全符号化的语言系统。为此,他构建了一系列成对概念,如共时/历时、横组合/纵聚合、所指/能指等等,但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对整体语言(1angue)/个体语言(parole)的区分。

索绪尔认为,“整体语言是社会产物,其存在使得个体可以运用群体语言能力”;“在整体语言内,我们拥有可联想或唤起的符号的总和,然而这类运作只能经由言说(个体语言)才会发生,这些处于潜在状态的符号完全是实在的(如摄影影像一般沉积在大脑中)。”(索绪尔,2005:75—81)由此可见,整体语言和个体言语是同一系统互为表里的两层:前者是社会性的存在,包括词汇、语法、惯用法等个人不能任意改变的资料和规则组合,而后者是在个人对这些规则的选择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