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英雄模式

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以降，西方文学就有英雄中心主义的叙事传统，战争电影亦继承了该传统，为观众呈现了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模式作品，如将背景设在遥远的古代战场的《斯巴达三百勇士》、《勇敢的心》、《亚瑟王》、《亚历山大大帝》、《特洛伊》、《天国王朝》和《凯撒大帝》等;又如离我们所处时代较近的《征服者》、《辛德勒名单》、《拉贝日记》和《卢旺达饭店》等。

英雄模式的战争电影试图从展示性中建立起某种新的膜拜价值，管这种尝试在商业性的左右下不见得成功，但至少也能给观众一场荡气回肠的视觉体验。英雄总是代表着某种社会性的态度，仪式化而非生活化地出现并有所作为，因此他们总是以高大威武、英姿俊朗的形象示人。此种膜拜价值在剧中的具体表现便是对悲剧性的崇拜。

英雄主题的战争电影在故事选取与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很强的模式化特征，其多取材于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多为男性)故事，集中展现他们的成长经历或言行举止。当代战争电影中的英雄不仅是男性智慧、活力与能量的代言人，还以各种手段表现平凡人在面对危机、恐惧、绝望和爱恋时的复杂情感。影片着力塑造的不是传统刻板的模式化英雄，而是人性化英雄。此种理念也肯定了人的主体性，我们在以一种“上帝视角”审视人类历史时，总会不自觉地聚焦于一些较为杰出的人身上，我们称之为“英雄”。他们往往能够克制低级追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以追求高级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一来，需求层次出现了颠倒，他们可以为了坚持真理而忍受饥饿、迫害，甚至是牺牲生命。这种历史观直接导致了我们历来都将自我实现视为人性的本质与最高追求。而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关注“身体”，关注本能，关注人性中最为草根的东西，开始试图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这就是当代英雄模式战争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如上文所述，此类影片中塑造的英雄具有人性化特点。他们拥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充满责任感又感情丰富，正面品质占据主导，他们的性格是神性的，而情感是人性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等的小爱与对自由、忠君、爱国等的大爱同等重要。

4、事件中心模式

称此类战争电影为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片意在强调此类影片的事件性和故事性。与前三种模式相比，其故事叙述本身的意义在整体表达中所起的作用较大，在一战片、二战片和越战片中多有此类。笔者又将其分为“大事件”和“小事件”两类。前者具有史诗型宏大叙事的特点，向观众展现了全景式的战争场面与时间历程，后者则多从个人视角或小事件切入，作为宏大整体而存在的战争成了烘托细部的背景。而具体作品的表达方式又有所差异，前者有如《帝国的陷落》、《战略大作》等通过时序中事件的串联逐步展开的，有如《最长的一天》、《珍珠港》和《黑皮书》等通过不同时间或空间中发生事件的交织共进，以多主线形式共同推进叙事的;后者有如《拆弹部队》、《风语者》和《兵临城下》等采取“扩述”的手法，使叙述时间大于事件时间，从而实现小事件表达的，亦有如《柏林的女人》、《战争与和平》、《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燃情岁月》和《拯救大兵瑞恩》等以个人视角而非历史视角实现叙事的。

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电影多以“报告体”的方式直接呈现事件，力图通过复原现实战争场景来制造真实感，此类战争电影对战乱灾难性的书写是全方位的，从平面到纵深，从细节到整体，从视觉、听觉到触觉感，从形式到内容，都试图实现灾难性的完形建构。

与前三种模式战争电影相比，事件中心模式影片中意识形态政治动力学体现的更为明显，其主要体现在国家中心与个人中心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矛盾中。法西斯式的国家中心主义往往制造出鼓舞人心的战争效果，让狂热的人们相信即使头破血流也要为这面旗帜而战，不管这种坚持是多么缺乏理由，话语一旦由某个群体或阶级制造便不可能是独白，而是富于针对性的语言。在战争的问题上，群体运动淹没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需要的是对攻击与抵抗的宣扬，思索被压制到事后。对于主宰者来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分析命题，一切都早已存在于他的全知全能中，他有权创立其想要创立的概念，他们创造影像让观看者相信那就是真理。而被操纵的观看者所获得的永远只能是经验层面的东西，除非他们没被当前的假象所欺骗。如《拯救大兵瑞恩》宣扬政府之仁慈与关怀，想尽办法拯救瑞恩家四个上前线的孩子中唯一幸存者，而结果是拯救小分队与瑞恩一起阻击敌人，并成功还乡，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战争就是那么简单，是正义的一方，国家强大并仁爱，战士爱国且责任心极强便一定能取得胜利。可事实上，战争本来就是一出荒诞剧，没有胜利者，没有正义者，人是血肉之躯而非机器。而人们已经习惯性地纪念胜利，悼念失败，从越战老兵回国时受到的待遇便可看出，他们回国时作为整体并未受到如二战老兵般的热烈欢迎，甚至受到疏远、歧视等不公正的待遇。当面临群体性灾难，我们都失去了为保护个人立场而指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局限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