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电影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在电影中对国家形象或民族核心价值的传达，不仅体现于题材内容，艺术手法也同样可具有这样的功能和力量，小津电影的镜头语言和影像风格是最具有开创性和独特性的，比如大量的静止镜头、低机位镜头、空镜头、绘画结构等等，这些电影手法完全不同于经典好莱坞式的电影语言，传达出浓郁的东方美学的趣味，与影片内容传达的日本文化中的克制、谦卑、物哀、沉静等文化品格相互呼应。小津研究专家里奇认为，“小津的电影手法，非常接近于日本的水墨画大师，以及俳句大师与和歌大师”。小津电影的艺术手法以美学手段呈现日本文化和价值理念，也因为呈现了与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技法和旨趣，而对世界格局的电影艺术的丰富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中国大陆立足于本民族艺术和美学精神对电影手法的探索似乎较为缺失，唯20世纪40年代费穆导演的电影《小城之春》可说是在此领域探索的一部成功典范，《小城之春》中融合了中国诗歌、中国画及中国戏曲的艺术手法和美学风貌，并鲜明呈现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意境”这一美学范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写意和抒情的传统做出了精妙的表达。但这种探索在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中似乎后继乏人。相反地，近年来我们的电影导演总致力于对好莱坞奇观式的电影手法和宏大场景做心安理得且亦步亦趋的效仿，对民族艺术和传统美学在电影技法中的贯彻探索完全弃守了吗?

当然，我们说重构“国家形象”的核心价值观念需要挖掘和立足于本国传统，这并不意味着是从故纸堆中翻出传统立刻放上银幕，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新瓶盛旧酒，而是一种将传统与仍在开放发展着的中国现实和国际化的视野相结合的“建构”过程，这就是说首先我们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直接可以拿来使用的，同时，这个建构的过程是永远向着未来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国家形象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应该永远保持着一种能动的文化自省和自觉。再以日本电影为例，大卫·波德维尔在其《电影诗学》中阐述了日本电影在明治时代经历“日本精神之建构与重构”的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电影从价值观念的传达到电影的生产制片方式都完全照搬西方，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文化界出现“回到日本”的趋势，这得益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如谷崎润一郎等人对其时日本现状的反思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执守，企图在当时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之下“相对地重新定义日本传统”，在电影领域则开始思考“如何避免简单地成为一个西方拷贝?如何将一种日本精神的感觉注入现代电影之中?”而创作实践则体现为一方面广泛接受西方电影的经典惯例，但同时又注入一些日本风格对这些惯例进行变形，“根据当代的观念，可以使这些日本电影具有明显的日本特征”，从而“取得独特的美感和社会目的”。而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是在影像的制作者已经知道了其他的制作方法之后”。”’

以上资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国际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对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建构，并非是对旧有文化和传统价值的固守，对其他文化的先进成果也必须懂得吸纳、分享和对话，美国康斯威辛大学教授大卫，波德维尔也曾说：“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但另一方面在接受和吸收他国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又需要警惕本国精神和价值观念的迷失和丢弃，尤其在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时，对本国精神以何种方式和面貌加以坚守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把握不了这种变通与平衡，或者使“国家形象”丧失先进性或者使其丧失民族性，换言之，前者使“国家形象”失去活力，而后者则失去生命力。

在跨文本传播的国际背景之下，表征“国家形象”的“核心价值观”需具备正面和积极的文化意义，同时还能与普世价值形成包容与交流性，及至具备丰富和补充普世价值的输出功能。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自古代起就有着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诸子百家提出的“仁爱”、“公平”、“和谐”、“自然”、“法制”、“兼爱”、“平等”、“自由”等，这些都体现了人类普遍价值的体系建构，道家思想中的澹泊无为，天人合一，文学领域的抒情传统，美学领域的意境，阴阳文化中的刚柔并济，辩证统一，禅宗文化中的空灵淡远，中国人对待世俗生活的诗意和审美态度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建构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内容资源。今年中国最受欢迎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并非单纯记录各地的饮食风俗和习惯，而是重点呈现了中国饮食文化背后潜伏着的民族品格，生活哲学，精神风貌，尤其其中所表现的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适度索取，敬畏感恩，经由食物而体现出来的勤劳、智慧、与天地自然交流的敏锐细腻等等都是对中国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美好抒写。

整体上说，我国对“国家形象”的探索不仅在理论界还是艺术创作领域都尚处于比较初始的阶段，而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本身也是动态的永远向着未来开放的过程。在中国电影领域，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应力戒刻板化、概念化和公式化，应适度隐蔽和消解对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的单一展示，而更着力于对代表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核心价值观的重构和传播，这一使命需要更充分的文化自觉，而对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品性与要义也需要有更深入的认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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