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中的儿子和母亲，还是《少年游》里的洪蔷和董若仪，他 们在未来的生活和斗争中未必一定就能成为英雄，但至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能够始终 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必将会缩短自己同英雄之间的距离，或者换句话说，事业的 伟大将会使他们具备某些英雄主义的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英雄化的喜剧在抒写英雄们对于多数人影响的过程中，对道德升华问 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英雄性不仅可以视为一种审美基本概念的变体，而且始终是一个 道德概念。黑格尔在分析古希腊时代英雄性的时候，曾经指出在当时英雄形象中所包含 着的某些非道德的因素：海格立斯曾在一夜强奸了第斯庇乌斯的50个女儿;他在清洗过 奥吉亚斯牛栏之后，仅仅为了主人的违约就杀死了后者。黑格尔由此证明当时的英雄未 必一定是那种“道德上的英雄”。(注：参见《朱光潜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 990年版，第227～228页。海格立斯(Herkul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但上述情况或 许只是古代人野性崇拜的遗存，充其量能够说明的不过是古代的道德不同于今天的道德 。不管怎么说，在现代中国意义上的英雄性和道德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英雄，可能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德行，但是英雄在道德上或道德的某 些方面必然具备着崇高的因素。这样，英雄化喜剧通过英雄主义精神的发散，不仅写出 了进步的社会实践力量的不断壮大，而且也表现出了一场伟大战争中的民众普遍道德的 迁善与升华。

陈白尘的《秋收》(1941)、洪深的《包得行》(1939)和胡可的《喜相逢》(1949)等喜 剧正是这样的作品。根据艾芜同名小说改编的《秋收》，叙述了三个国民党伤兵帮助当 地抗属姜老太婆一家抢收稻子的故事，意在表现全民抗战新形势在一些抗日士兵当中所 引发的新变化。《包得行》中的包占云是四川某地年轻的无业游民，由于看不惯内地的 腐败而变得玩世不恭，但战争教育了他，最后使之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喜相逢》 中的解放军战士刘喜，拿走了俘虏的五万元法币，后来向班长坦白了错误，卸下了思想 包袱，保证了道德上的完美。

战争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战争造成了人性的退化和兽性的泛 滥，给人间带来了难以计数的惨剧和罪行;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以强有力的方式促成了 人类对于自身的道德反省。尤其是在正义的战争中，志士仁人们的舍身取义、慷慨赴难 的崇高精神必定会使愈来愈多的人跳出小我平庸的拘囿，完成道德上的净化和升华。中 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是这样的战争。一方面是空前的破坏和灾难，一方面又 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建树。亿万人民在创造英雄业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其 中当然也包括着革命和进步民众的道德状况。这种道德的提高也正是宋之的所说的“民 族再生力量”的一部分。英雄化喜剧对于这一方面的关注和艺术表现显然具有重要的意 义。

这种关于道德迁善的描写同时也给英雄化喜剧人物塑造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以夸 张的方式去凸现人物的丑恶，并在这一艺术表现过程中不断对丑恶施以辛辣的针砭，是 讽刺喜剧的基本手段。在机智化的幽默喜剧中，作家对人物往往持赞赏的态度，但他们 赞赏的主要是人物机智可爱的方面。喜剧的人物塑造在世态化的幽默喜剧中达到了相当 的深度。然而这种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实现的，而环境不可避 免地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可见在上述类型的喜剧中，人物的性格大体处于静止的状态 ，即便是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作家所做的也只是对于给定性格多方面的揭示或展示， 性格本身仍是一种常数。而在我们提到的这类英雄化作品中，情况发生了变化。道德的 迁善必然导致性格的发展，包占云从最初的玩世不恭到后来肩负起自己对国家和亲人的 责任正是对此很好的说明。应当承认，英雄化喜剧在塑造性格变化方面所取得的总体成 就是值得怀疑的，但尽管如此，其有关这一方面的描写，即便算不上是对中国现代喜剧 的重大贡献，也完全算得上是对中国现代喜剧的重要启示。

在英雄化喜剧里，还有一类作品，它们直接表现的虽然并不是社会的公民生活，但即 便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艺术表现中，人们仍然能够发现那种英雄化的内在特征。这类喜 剧里较为成功因而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石华父的《职业妇女》(1941)、李健吾的《青 春》(1948)、鲁思的《十字街头》(1944)等。相对于英雄化取向的轴心部分而言，这些 喜剧其实是一种带有边缘性质的作品，它们一般带有由世态化向英雄化过渡的痕迹。然 而，值得深思的是，英雄化取向在这种边缘领域却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艺术成就。

《职业妇女》中，女主人公张凤来为了实践自己的女权主张，不仅在机关里隐瞒了自 己已经结婚的事实，而且巧妙而机智地捉弄了上司——作为男性和权力象征的方维德局 长。表现中国都市妇女的生活状况，是杨绛喜剧的重要内容。我们不妨将《职业妇女》 与之作一番对比。在最终意义上，杨绛喜剧中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动的。周老太如此，李 君玉如此，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张太太亦如此。赵祖荫夫人和赵祖懋夫人的争宠 与固宠，说穿了，无非是男性中心社会传统的折光。即便是个性很强的张燕华也难以离 开男性而独立，正因为她社会地位的改变要通过对于男性的选择来实现，所以她最后的 “征服命运”也只能从“督促”丈夫的“改造”开始。可见在这些形象中，女人始终是 不能单独面对世界的。然而在这一点上，张凤来是不同的。隐瞒结婚已经两个月的事实 ，固然是为了对付方局长的性别歧视，但对张凤来似乎还有别的含意。“张小姐”和“ 王太太”并非仅仅是称谓的不同，前者抹杀掉的是王道本作为丈夫的存在。王道本抱怨 说：“你看我们两个谁是胜利者，谁是被压迫的，自从结了婚，我一直没有出头过”。 张凤来对此的回答是：“这你不能怪我，只能怪我们的局长，他逼得我把你藏起来的。 ”其中“我把你”三个字明显地点染出说话人作为女性的自得，因为她不仅是独立的， 而且是主动的。更可贵的是，张凤来对于女性力量的认识是同其理性的自觉相联系的。 她说：

国家愈是多难的时候，愈是我们妇女翻身的好机会，因为表现我们事业的机会也多了 。这样男女斗争着，抢着事业做，不但我们自身的地位提高了，连社会也可以不断地进 步着。

如此的觉悟以及在这种觉悟基础上形成的力量显示和主动精神，在世态化喜剧中是极 为罕见的。我把它看作是英雄化潮流给现代幽默喜剧带来的一种新因素。

张凤来是幸运的。或许是因为对手的愚蠢，她从一开始就在较量中掌握了主动权。但 是事情不会总是如此，特别是当主人公需要对抗的不仅仅是个别人，而是他们背后的某 种传统或是整个社会体制的时候。在那种对手不仅表现出愚蠢而且也显示出其暂时的强 大的情况下，正面的喜剧主人公往往还需要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够在困苦中坚持，在斗争中等待。李健吾《青春》中的田喜儿，在和香草的爱 情上屡受挫折，这一度曾使他痛不欲生。但对于“赶明儿”的信仰帮助了他，“活着总 有出头的一天”，这一希望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和香草最终可能出现的结合显然 同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密不可分。鲁思的《十字街头》(注：该剧系根据沈西苓的同名电 影剧本改编。)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知识青年。社会的和经济的压迫直到最后也不能 让他们气馁。当失业的打击再次袭来的时候，一种“向上的理想”支持了他们，“只要 我们有勇气，总可以活下去”的人生格言使他们满怀希望地肩并肩走向了十字街头。

应当指出，乐观主义是整个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一种总体的基调，但是，其内部不同 类型作品在乐观主义艺术表达的方式和深度上却又有所区别。一般来说，机智化取向中 缺少严重的冲突，因此，它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轻松。世态化作品由于逐渐 接近客观化的描写原则，所以乐观的人生态度主要是通过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总体把握 来实现的。至于喜剧人物本身，除少数例外，并未明显直接地体现出乐观主义的情绪。 我们在王太太、汪梦龙、徐守清、康如水、周大璋、马翠芬这类人物的身上看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注：他们分别为《委曲求全》、《五里雾中》、《以身作则》、《新学 究》、《弄真成假》、《郎财女貌》中的主要人物。)而到了英雄化取向中，主人公形 象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乐观主义的载体。在《十字街头》的失业四学士当中，赵柯干和刘 大哥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唐禄天代表着玩世的“乐天主义”，而害着初期 肺病的徐潇杰则代表着悲观主义。作品通过小徐最后的跳海自杀，小唐的认识转变，肯 定了以赵、刘为代表的健康向上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英雄化喜剧的乐观主义固然是理 想主义的表现，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纯浪漫的东西，因为它同时也有着现实的根基。既 然中华民族已经经受住了一场空前惨烈悲壮的战争考验，那么其它的一切在这个民族的 眼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三、浪漫的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