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自己早期喜剧的时候，丁西林曾认为，它们大都近乎改译之作，这当然是谦辞 。但其中毕竟反映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机智化阶段确实保留 了某些外国影响的明显的胎记。那些世态化作品为了使新的喜剧形式同中国人日常生活 、风俗与传统的结合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李健吾对于中国特色或地方色彩的神往正是对 于这种可贵努力的最好说明。杨绛的《弄真成假》被认为充盈着一种“中国气派的机智 和幽默”，可以让人从中体味到“中国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注：孟度：《关于 杨绛的话》，《杂志》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则是对于上述努力的高度评价。英 雄化喜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更广泛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对于幽默喜剧的审美需求。在这 类作品中，处于特殊历史情势下的中国民众包括公民生活在内的多种生活图景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表现。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深刻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历史最后十年里整个中华民 族精神风貌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并且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古老的中国将要以新的姿态重新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明前景。就此而言，英雄化作品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民族化进 程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是其他类型所难以比拟的。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则是这一民族化进程的重要成果。机智化的作品多为浪 漫情怀的产物，对此我们似乎无须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点，它们的作者至少 在当时是不以为耻而以为荣的。在30年代大部分的时间里，浪漫主义命运多艰，背负恶 名。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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