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事上注重真实性、现实性

真正的中国大片在叙事上应注重真实性、现实性。所谓大片不仅是指大投资、大明星、大营销的影片，而更多的是指其具有着一种大思想、大气魄、大境界与大视野，能够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示时代的精神风貌与社会生活画卷，不仅能够最为广阔地反映现实表象，而且必须传达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从而往往具有着一种史诗品格[4]。由于国产大片一直以来非常注重海外市场的反映和接受程度，为了更好地迎合海外市场需求，中国大片执着于阴谋叙事，凸显权力斗争，多表现无序的世界和异化的人格，缺少人文关怀。从《夜宴》、《投名状》到较近的《风声》，无不显现出中国大片叙事的缺陷，中国大片也曾为此而饱受诟病。在中国“前大片时代”的《红高粱》、《霸王别姬》在叙事的真实性、现实性方面有着成功的探索。然而在之后的所谓真正大片时代却鲜有此类经典大片。与此相对一些小成本制作的叙事上趋于现实性的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却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张扬的《落叶归根》等故事片。由此可鉴，中国大片的建构同样需要现实性的回归与深化。以2010年陈凯歌的《赵氏孤儿》为例，此部影片中导演摆脱了以往符号化的脸谱人物的再现。力争使这个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现代人的眼中仍然可信，突出表现为将元杂剧中程婴主动交出亲生儿子的情节改编为在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下迫不得已承担拯救赵氏孤儿责任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叙事安排更加具有真实性，同时符合现代人对人性的解读，无疑是影片叙事成功的体现，然而此部影片仍然存在着叙事漏洞，即影片的结局，年仅16岁的程勃与程婴一起去复仇，对于刚刚知道真相且从未被仇恨浸染的程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而影片对如此重大的转折情节处理显得过于仓促，同时影片中对于主动牺牲所带来的悲剧崇高感的消解，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道德故事的叙事框架，可见中国大片在叙事原则与叙事真实性、现代性的把握上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构建中国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视听表达符码

再者，重构中国大片的最重要是一环在于构建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表达符码来与观众沟通。中国大片的价值虚无是其无法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富有感性魅力和文化想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大片里，我们几乎看不到自由的精神和人性的光辉，更看不到现代主流的理性精神、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关照。尽管上述精神可能更多是的好莱坞大片所推崇的西方核心价值观，但中国大片可以借鉴其中的普世性精神内核，同时着眼于建构中国大片的自身价值体系。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由于目前中国社会仍处于急剧转型期，有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心理层面的嬗变。中国进入了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娱乐精神、草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原有的价值体系和国民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大片的文化价值体系尤为困难，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中国大片依旧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的历史文化使命，在逐步探索中形成中国大片的价值体系，就目前而言中国大片最起码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对简单的纯真的人性的认可与回归，以及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彰显。在这一点上，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都做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