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amura,Lipschitz,Landward,Kuhn,&West,2011);对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后20名幸存者经过8周的系统正念训练,发现幸存者的PTSD症状、焦虑症状有了很大的改变(Waeldeetal.,2008)。对低收入的非裔美国女性PTSD患者采取正念减压法(mindfulness-basedstressreduction,MBSR)有助于PTSD症状的改变(Dutton,Bermudez,Matás,Majid,&Myers,2013)。因此,就较少人力、物力消耗而言,正念治疗对现今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的社会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以后的研究主要是去提高已有方案的有效性,尤其在特定的人群内的具体应用,同时发展针对那些不能从传统方案中受益个体的新方法。
    四、展望
    由实验室研究向临床应用的转化过程中,一个主要局限和转化缺口体现在,它们更着重强调创伤暴露的经典生物学后果。但对PTSD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人发展成PTSD:极少数研究探讨了PTSD的保护因素,对警察行业研究发现积极的世界观、良好的社会功能可能预防PTSD的发生(Yuanetal.,2011);对PTSD的条件性恐惧研究发现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Inslichtetal.,2013);因此,应激源暴露后,那些调查亚群体之间个体差异或表型差异的动物模型,可能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尽管PTSD动物模型的标准早在十多年前已建立,但基于面对相同应激源来检测个体差异的PTSD动物模型还不太多(Porges,2006)。
    前面所提及的低水平皮质醇、海马容积缩减、杏仁核活动增强及mPFC活动减弱更多地反应了PTSD风险因素而不是病理过程,无法很好解释PTSD几十年病程中时起时伏的症状,并且它们可能随着其它参数,如创伤暴露时间、病史、并发疾病和年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将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是否风险因素影响了其他与PTSD相关的参数,或被这些参数影响。PTSD患者恐惧条件反射的改变是与先前存在的特质有关,还只是一个状态改变?对该问题的不断加深理解,也许有一天能提供一个精细的手段来帮助预测哪些人更有可能从认知行为治疗获益,甚至帮助预测哪些人特别地受益于药物合并心理治疗。在面对涉及情绪调节或认知重建的任务时,对认知行为治疗起反应的那些人,有可能拥有更强的能力去调节相关脑区和恐惧神经环路的活动

基于转化医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就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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