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鉴国外有关立法出发，对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一定的探考，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公司法的修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内容摘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二十一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涉及公司法基本原理的公司管制的大讨论，其主要焦点围绕着公司股东、董事、监事、职工、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涉及如何重新认识股东的法律地位、公司经营决策与执行、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基本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对我国的公司法修改具有很大的借鉴，因此本文企图从公司的历史沿革、社会责任的提出及其概念着手，分析确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从借鉴国外有关立法出发，对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一定的探考，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公司法的修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公司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公司的定义;独立董事;独立监事;公司的环境责任

公司自其中世纪在欧洲意大利沿海都市产生以来，从最早的康孟达组织到今天的股份有限公司已历时几百年，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亦日益完善，同时也成为当今商品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以其特有的适应社会化商品经济的财产组织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在近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人们对于公司已不再陌生。但同时早期公司立法上浓郁的以“个人为本位”主义使人们在公司的认识上却一直停留在把公司看成仅仅是股东们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组织体，追求股东们利益最大化也就成了公司的唯一目的，因此公司的定义也往往被说成是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或企业法人。然而，伴随着公司的日益增多，单单我国的公司数目就不下100万家，公司已日益成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公司对于除股东之外的利益主体的影响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外的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要对公司进行重新的定位。于是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新理念便油然而生，社会本位观和利益均衡观对于现代公司立法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公司目标应是营利性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并重，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该兼顾社会效益。

“公司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最早于1924年由美国的谢尔顿提出。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放任经济学思潮的影响，国家守夜人角色的不作为和鼓吹公司自由市场自由导致了资本家们的盲目追逐私利，从而引起了公司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公司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益严重。于是从美国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纷纷对公司法进行修改，加强了对公司行为的限制，那种漠视劳动者、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做法受到一些大公司的经营人员和立法者的抛弃，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主张引入利益关系者参与公司的管理。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就首开公司法变革之先河，于1989年修正其公司法，其中对传统最具有挑战意味的修正条款是要求公司的经营者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股东(stockholders)一方利益负责。目前美国已有近30个州相继在公司法中加入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内容，日本和德国也对公司法做了部分修改，以突出对相关利益者的保护。所谓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应该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等内容。因此公司的社会责任更加强调的是对其他利益者的利益保护，以纠正立法上对股东们利益的过度保护，从而体现出法律的公平性。公司利害关系人理论是美国许多学者近年来用以支持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主要依据，即不仅股东，而且公司雇员、顾客和广大公众都是在公司中有一种利益，公司的经理们有义务保护这种利益。而且公司作为法律上承认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这样的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和公司出资者的利益，它必须追求经济利益。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公司作为一个社会上的人，它占有和处置了社会上大部分的资源，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例如环境保护、社会经济稳定等方面责任。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只是公司价值的一部分，管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只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社会存在，公司也不例外。公司不仅是股东争取利润的工具，更应该成为为其他社会利益者服务的工具，因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现代企业的经营目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等于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最大化。本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它要求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益的一致，始终把社会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因此在我国提出公司的社会责任具有以下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预防公司滥用经济力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以聚集结合的最佳，也是最大场所，是对全社会经济资源予以配置的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绝非合伙、自然人独资企业所能比拟的。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看，公司的经济力量只会越来越强，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公司集中。据统计单世界500强的财富就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且一些跨国公司的实力就可以和一些小国的实力相提并论。因此公司对社会的影响也只会日益增大，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就可以预防公司的经济力量被人为地滥用来损害社会利益。

(二)、有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

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会不会导致公司经营的低效益呢?这是学者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学者把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核心特征。认为一个公司的持久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协调工作的结果，它体现了来自不同资源提供者的贡献。因此公司治理结构还必须认同和适当保护利害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且鼓励公司和利害相关者之间就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保护企业财务健全进行积极合作。当代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表明，物质资本对公司的发展作用日益减弱，人力资本，尤其是掌握各种复杂的专门知识的人力资本更能决定公司的兴旺发达，公司职员所拥有的高素质的劳动比物质资本更为稀缺。因此不应简单地把公司看成是“股东们的联合体”而应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连日本学者大隅健一朗也认为，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现实上，股份公司都是股东利益、公司债权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各种利益的错综物。同时公司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其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其他利益者的制约。1984年着名管理学者Freeman在他的着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里，第一次把利益相关者分析引进管理学中，并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或受企业经营活动影响的个人或团体。而且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健康的企业必然要与外部环境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双赢的结果。另外，他还认为处理好公司、股东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社会声望，提高公司的调案和反应能力和增加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像世界上一些发展较好的公司，如通用公司，海尔公司，它们就十分重视在公司与员工、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为它们提供优秀的个性化服务，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中来。因此，适当地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仅不会增加公司的负担，导致公司的低效益，还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从而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公司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市场经济下公司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者单凭自身微薄分散的力量无法与公司强大的经济实力相抗衡，因此公司往往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去损害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而且在中国消费者买假货、债权人拿不回自己的债款的事情经常会见之于报端。所以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完善公司立法，规制公司行为便显得特别重要。

我国公司法自1994年实施以来，为我国的公司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公司法制定时间较早，加上现代公司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西方学者们对公司立法的一些新的探讨，本人认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已是不可避免，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提出应该成为我国公司立法上一个必须直面的话题。欲落实公司的社会责任，就必须突破传统公司法的局限性，摆脱过时的、片面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法理念及相应制度安排，给公司目标以重新定位——营利性与承担社会责任并重。而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前提是借鉴各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共性，实现公司与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此本人认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在公司法中体现出以下内容： 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中不应只单单规定“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应当明确地把公司的社会责任写入，强调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法律保护，以顺应公司立法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的世界趋势，并且写入公司的社会责任可以对公司的定位明确为营利和社会责任并重。同时，在公司法中将公司的社会责任概念明确表达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应该适当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等内容。

2、 我国公司法中没有给公司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笼统地在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时指在中国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国外公司立法中大都对公司给以明确的定义。因此我国公司法中亦应该对公司的定义予以明确，以避免实际应用中的误解。由于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国外公司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我们的定义应该体现这些成果，因此可以定义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兼顾社会利益的企业法人。”要求公司兼顾社会利益是为了加强公司的职业道德，防范经营风险，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这样的定义符合公司法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公司的新定位。

3、现代公司经营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对于经营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营者的自身素质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公司的发展。而且股东会非常设机构，不可能对公司的任何突发事件通过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及时做出处理。同时，一些股东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也表明了股东会中心主义的不足。因此自1937年德国率先强化董事会职权起，西方各国公司立法中也逐渐放弃了股东会中心主义，建立了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因此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也应顺应这种发展，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让董事会对更加广的利益主体负责，授权董事在做出公司经营决策时适当地考虑非股东利害关系人利益，而不仅仅只对股东们负责。这也是国外司法判例的越来越普遍的做法。因此在董事会成员中建议借鉴美国等公司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置独立董事，适当地增加外部董事的比例，以纠正目前公司法中内部董事比例过高的现象。这里的外部董事是指在董事会中设置一个由来自公司外部，且独立于公司业务执行委员会的外部董事组成的内部委员会专门行使经营监督职权。这个外部董事本人认为应当由职工和社会某些法学人士来担当。在美国公司社会责任通常被认为，公司的董事们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因此公司法中应明确董事对利害相关者负有一定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也就是要求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应当适当地照顾到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否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