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使用通才而不是专才的特点也是增量性创新的重要原因。增量性的创新需要了解现有技术、其他相关技术以及公司本身的优缺点，其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轮岗制，二为终身雇佣制，以实现部门间有用信息的传递以及对公司发展目标达成一致认识，有利于增量性创新的发生。

(4)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重视秩序与和谐的集体主义使日本企业更重视大规模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产生。重视权力和地位的等级制度思想使个人的创造能力不能得到发挥。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使日本更加强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地规避风险。儒家思想中的忍耐精神、社会地位决定的命令传导机制要求人们勤奋工作、负责任、在所分配的任务中极力帮助群体工作，而不是想要提高个人的利益。由此，这样的社会也更加倾向于进行渐进性、增量性的而不是激进的、突破性的创新。

5、日本的市场结构的影响

(l)产品的市场结构 首先，日本技术创新主要是有市场导向的，以商业化为主。大部分的日本技术创新(约有1/3强)的目的是节约原材料和能量，节约空;间，这导致了日本增量性技术创新的产生。如果技术创新是由用户推动的(既可指外部顾客，也可以指公司内部顾客)，日本的优势更大。而美国公司更擅长于利用技术本身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其次，日本的市场竞争极其激烈，导致大量差异化产品的产生。过度竞争使日本企业尽量规避风险，在很大范围内迫使公司在新产品发展而不是基础研究上投入更多的努力。这当然也就阻碍了创造性的技术创新的产生。

(2)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低流动性和资本市场上产权交易的不完善，日本风险资本并不象美国那么活跃，而大银行则倾向于贷款给大公司，而不是给一些毫不知名的小企业。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缺乏中途进入的渠道，新成立的公司一般很难进入市场，所以企业家失败的风险比较高。

4、其他支撑型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由于日本劳动力市场的低流动性以及日本企业集团的内部封闭性，所以企业集团之间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我们在此仅考虑政府和大学的作用。

(l)政府融资比率较低，使R&D的研究方向偏向于商业化研究，而不是基础研究，这就使日本的技术创新偏向于风险较小的增量性创新。1995年，日本R&D资金总量中约有20.5%来自于政府投入722%的资金来自于企业投资。与之相比，当年美国R&D投入中525%来自政府， 345%来自企业投资。工业R&D资金来自于政府的比重一般少于3凡在1995年，产业自身融资率达到98.2%，而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中，政府投入的比率一般为10%。另外，政府R&D资金大多流向附属研究部门和大学，而这些机构往往缺乏必要的动力，造成日本基础研究十分薄弱。

(2)在日本，大学缺乏必要的动力，这是日本基础研究匮乏的重要原因。这包括资金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从资金上看，大学的大部分研究资金来自教育部，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研究人员的供给，而不是为了资助某个特定的研究项目，严格的预算约束造成基础设施差，缺乏研究资金，基础性的研究得不到支持。从制度上看，日本大学以传播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为重要目的，导致其对创造能力的重视不够，年轻的学者没有机会进行独立的研究。

三、韩国技术创新模式

韩国作为后发国家，其创新形式主要是后发企业学习外国技术，并最终过渡到自身技术创造的过程，方式有外国直接投资(FDI)、合资企业、许可证贸易、OEM(OrignalequiPment manufacture)、ODM(Own-design andmanufacture)、海外投资、国外买方支持以及其他非正式方式(如海外法训、雇佣国外人员)等等。

R&D资金投入的数量和结构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R&D增长很快，其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加。1997年其在GDP中的比率达到了2.7%。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R&D的总支出在过去40年中平均增长了8.3%，在1998年达到了90亿美元(IEA GHG Meetings in Korea，1999)。韩国公司R&D投入的大部分是用于取得和消化国外的技术，创新主要是对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的持续性的创新，许可证贸易和转承包业务在90年代早期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来源。

2、韩国企业组织形式与管理特点

(l)后发公司的特点造成了其技术创新的独特性。后发公司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克服市场进入障碍和技术障碍，然后取得技术和增加出口销售。韩国技术发展的阶段经过了从早期的依靠OEM和许可证贸易到80年代转向ODM然后再转为与国外公司建立技术上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并提高国内的R&D投入，并进一步收购国外的一些高科技公司来促进本公司技术的发展。

(2)大公司的组织模式是造成技术创新的决定注因素。在韩国，大公司占有绝对优势。1977年，韩国大型企业集团的销售额占全国总销售额的15.7%，雇佣的职员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91%，在1994年销售额比率增长为27.2%，而雇佣的人数比却降为8.l%。但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的公司没有在产品供应链上的大量中小型公司，因此在90年代初期，韩国公司已经丧失了技术发展的根基。尽管以生产能力为导向的极度纵向一体化战略使后发公司克服了市场进入障碍，但是三星等公司在产品创新能力上仍然十分薄弱。大企业所特有的规模过大、严格的等级制度都削弱了年轻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创造能力。规模密集型的经营方式限制了公司的灵活性，减慢了对市场的反应速度。

(3)企业管理模式上的区别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公司的大型化所带来的垂直的等级制度、论资排辈的管理方式、决策权的集中性都是根深蒂固的问题。由于传统家庭的影响，韩国公司内的等级制度甚至比日本更为严格。人力资源管理技巧十分落后，很难适应快速变动的技术环境，在许多韩国的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仍然没有分开，这加强了管理的独裁，减缓和阻止了权力的下放和现代管理技术的推广。其次，由于企业所有者目前仍然是韩国工业中最有权力的力量，公司发展的关键取决于领导者的政治技巧，是否可以维持和发展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技术创新的动机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削弱。这种公司结构和战略在可预测性市场的情况下，通过大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取得了成功。但是当遇到快速发展、复杂的高科技行业和尖端市场时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最后，公司是半家庭式的团体，半终身制的雇佣制。在韩国，雇员的忠诚主要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如公司的所有者或是高级经理。这与日本式的忠诚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日本，归属感往往是针对一个群体或是组织本身，因此可以象群体或组织一样持久。而在韩国，忠诚度取决于雇员与其所忠于的人之间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由此雇员愿意工作的时间期限往往比日本雇员愿意工作的期限短，当然这要比美国建立在特定期限的雇佣合同的时间长。

(4)韩国公司文化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但更偏向于日本模式而不是美国模式的特点对创新的影响。与日本一样，韩国同样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重视教育、非正式团体在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纪律性。但在很多方面如在种族、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处境上，韩国更倾向于日本模式。同时，韩国企业文化也受到了美国企业文化的影响，8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民主化导致了工人罢工，同时尽管韩国也相对地具有群体趋向注，但是他们同样具有很强的个人倾向，对组织的责任感稍弱。

3、国际市场和需求结构与技术创新有直接联系

韩国公司与其想进入的国际市场距离较远，那些市场主要在发达国家而不是在发展中国家，而公司面对的是不发达的、规模较小的国内市场和并不复杂的客户要求。想要成功，后发公司必须克服市场进入障碍，在国外发展具有创新性的供应商和客户，刺激技术进步。

后发公司将技术机制和出口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了双重效应的市场和技术渠道，使他们可以利用出口市场作为刺激技术创新的一种机制，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的学习机制也同时服务于出口市场。这一过程使当地能够从符合出口市场的需要的角度来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了后发公司技术和专门技能的提高，使企业克服缺乏高标准的客户和客户——生产商的产品链所带来的不足，克服了当地市场的不足，提供了需求机制以使生产商缩小技术差距。当地的竞争刺激了创新，成功的出口商被其他的企业模仿。

在研究韩国的技术创新模式中，不可不提的是三星公司。作为一个后发公司，三易取得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这在后发公司是并不多见的。分析其取得成功的原因，根本点在于它采用了出口带动的技术发展战略。通过世界市场的高标准、复杂的需求结构，三星成功的做到了高质量、低成本、快速交货以及良好的服务，从而取得了竞争优势。如果三星将产品面对国内市场需求的话，极有可能无法做到后来居上。

4、政府的巨大作用

韩国的大学在技术上较薄弱，其他教育和技术机构的设备也很落后。韩国技术创新的相关支持机构主要表现在政府的作用上。

(l)工业发展政策：包括促成大公司的资本积累、给予其大项目和大量贷款、货币贬值以降低出口品的价格等政策。韩国市场机制和制度并不完善，在需要的时候，政府的干预保证了企业有能力进行工业化。在早期，韩国政府指导当地的企业进入电子行业，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外向型的工业发展道路，以刺激大企业集团的发展。

(2)教育和研究政策：从1951年到1987年，教育投资从政府预算的25%提高到22%。为弥补R&D的劣势，成立了大型政府投资机构来进行R&D和制造工作的研究，以及培训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如在 1962年成立了一个科技信息中心，1966年成立了公共研究机构作为技术扩散的中介推动机构。

以上就是关于美日韩三国技术创新模式的全部内容，希望给予大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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