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贬值不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充其量只是轻微的通胀。几次降息后，国内储蓄仍节节上升，表明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不敢亦不愿投入消费。人民币贬值后，即便居民想方设法套取外汇，也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储蓄(人民币)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储蓄(美元)以图保值，仍然不会去大举消费。何况，这种套购属于非法的黑市交易，受到政府的打击和监控。持有外币者同样也需要保值，故其交易量有限，而且很可能经常是 " 有价无市 " 。目前的情况不同于 1988 年，那时一方面市场短缺;另一方面，居民购买力虽不强，但不存在对正常工资、奖金收入和企业破产、失业、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担心，因此敢去放心大胆地抢购，从而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现在总的情况是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形成买方市场。虽然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属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出口占 GDP20 %这一角度看，总供给大于国内需求至少 20 %以上，因而除了 1/5 的产品出口外，国内仍积压大量产品卖不出去。 1997 年中国 GDP 达 7.47 万亿元，而累计库存积压超过 3 万亿元。生产大量过剩，居民前所未有地丧失了就业安全感，购买力大大萎缩。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也使得总体购买力下降。严重通胀缘何而起?只有一种情况，即出现银行支付危机，老百姓产生心理恐慌，大量抽逃挤兑，而现金放在手中并不安全，于是就抢购各种动产，从而引发严重通胀。

人民币贬值后，只要不发生银行支付危机，至少在相当时期内，居民对政府还是有信心的。 5 万亿元的存款即便有所下降，对国家也未必是件坏事。从前一阶段四大专业银行争购财政部特种国债即可看出，银行面对不断增长的储蓄压力和经营状况日益不稳定的企业，贷与不贷难于决断，故 " 惜贷 " 现象严重，经营收益不够稳定。购买国债反倒可以确保无虞。如果此间国家再次降息，等于又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况且，人民币并不能自由兑换，因此不存在境内外投机者大量沽空的可能。从 1998 年 9 月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打击走私、骗汇活动中可以看出，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之下的法人犯罪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经济犯罪主体，个人犯罪不到 10 %，因此，只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法人犯罪，就足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

其次，有学者认为，一旦贬值，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就不值钱了。问题是人民币的价值取决于其国内购买能力，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是在境内而非境外，不会变成外国的购买力，故同样面值的人民币只要能买到同样多的国内产品，它的价值并未改变。单纯从汇率角度纵向地比较某种币值并不科学，汇率只是两种货币间的兑换比率。人民币是 "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汇率。日元贬值后，日本国内既未产生通胀，也未出现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即为证明。甚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按购买力平价学说( PPP )，人民币汇率应在 1 美元兑 4 ～ 5 元人民币之间，以此证明现行的汇率足以支持出口增长。姑且不论世界上无任何国家以购买力平价来确定本国汇率，仅仅从出口的实情考察即可知，若按此确定汇率，我国产品将彻底丧失竞争力。汇率的确定系多种市场因素综合决定的，包括从进口商到批发零售环节的销售渠道长度、关税、运费、佣金等等。

有观点根据有关国家货币贬值后出口值并未增加来怀疑人民币贬值的有效性。但关键不在于出口金额的增加，出口量的增加更为重要。因为货币贬值往往导致出口单价下降和出口数量的较大增长。而以美元折算的 GDP 同样下降，这就使得出口所占 GDP 的比重有所提高，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假定以 EX 代表现在的出口额， G 代表 GDP ，假定 EX=20 % G ， EX ′代表贬值后出口额， G ′代表贬值后 GDP ， n 代表贬值幅度， E 代表现在汇率， E ′代表贬值后汇率( E ′ =E(1 + n) )， C 代表以外币表示的出口单价(为方便起见假设的加权平均单价)， Q 代表出口数量， C ′代表贬值后出口单价， Q ′代表贬值后出口数量

假设前提：

( 1 )贬值后出口额仍为调整后 GDP ( G ′)的 20 %;

( 2 )出口单价降幅不超过货币贬值幅度;

( 3 )国内外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名义汇率 = 实际汇率;

贬值前： EX=C × Q=20 % G

贬值后： EX ′ =C ′× Q ′ =20 % G ′

根据假设： 图片 出口单价降幅≤

故新的出口单价 C ′≥ C{1 - n/(1 + n)}=C/(1 + n)

为满足 C ′ Q ′ =20 % G ′ =20 % GE/E(1 + n)=20 % G/(1 + n) 图片

这就说明，只要贬值后出口数量维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出口金额虽然会减少，但其占 GDP 的比重不会发生逆转，因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会发生变化。而实际情况是，一国货币贬值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故出口产品单价的下降幅度往往小于贬值幅度;同时在需求的价格弹性的作用下，出口数量增加，甚至较大幅度地增长。这就使得贬值后出口占 GDP 的比重反而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这对于那些国内需求不振的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图示 F - 1 说明：

S ， S ′， S ″均指国内供给 = 总供给-出口量

故 S=TS - Qex ; S ′ =TS ′- Qex ′ ;

S ″ =TS ″- Qex ′-Δ Qex( Δ Qex 为增加出口产生的数量增量)

( 1 )在同等价格条件下，原需求 D 因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对未来预期悲观，需求量向左位移至 D ′;同时，国内企业盲目生产，加大供给， S 总量增大，向右位移至 S ′，故形成新的均衡点 E ′及对应的均衡价格 Pe ′;

( 2 ) P0 是目前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 Pe ′。因为即便在现有的价格水平 P0 上，工厂已出现严重亏损，故无力承受将价格再降至 Pe ′;

( 3 )对策：增加出口数量，使国内供给减少， S ′向左位移至 S ″。当供给减少，趋近社会总需求时，价格自然回升，形成新的均衡点 E ″。

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减少国内的库存积压，使国内产品的供给总量减少，促使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并使价格有所回升(表现为轻微的通货膨胀)，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企业亏损，减少银行呆坏帐，而且国家税收亦会因此有所上升，整个经济运行趋向好转，从而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

图示 F - 2 说明：

若出口不断下滑，势必相应增大国内供给总量，使 S ′向右位移至 S ″，必然迫使国内价格进一步下降至 P ′，均衡价格下滑至 Pe ′，导致生产恶化，亏损增加，库存积压由 P0 时的( Q2 - Q1 )上升至( Q ′ 2 - Q ′ 1 )。

同时，汇率政策是一国主权，也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一张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 2.5 %，而美、日两国 GDP 之和占世界的 42 %。日本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开发潜力、独特的企业管理思想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受到丝毫的损害。日本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其在制造业上竞争力的下降以及国内消费不振主要源于 90 年代初的泡沫经济，但日本已连续五年保持了外汇和黄金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日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未受到削弱，此外，日本还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日本所面临的实际经济困难远远小于中国。因此由中国来独立承担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既不公平，也不必要，实际上更无可能。人民币使用区域极其有限，其不可兑换性使之不能进入国际货币交易系统，故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而非全面性的冲击和振荡。国外政界和舆论界宣扬的所谓 " 一旦人民币贬值，将会触发亚洲国家新一轮贬值 " 的论调与其说是赞赏中国的作用与贡献，不如说是希望中国牺牲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放弃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当今外交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两种趋势交互作用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利益的最大化不在于任何一方付出单方面的代价和牺牲，而在于所有各方都得到利益，或者说各方都放弃一部分利益。所以我国在汇率问题上必须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这样可以有效地促使美日两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应视美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灵活调整，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如果我们自愿放弃了汇率这张牌，中国式利他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将是日本和美国，中国的自身利益也将受到极大损害。

对我国外贸发展思路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在外贸发展思路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在大力推动出口、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忽视了我们本身就是个潜力无穷的大市场。中国有 12 亿人口，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称得上是 " 巨型国家 " ，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市场趋之若鹜，美国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其目的之一也是要竭力扩大在华市场份额。 1993 年一度持观望态度的西方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他们选择进入的时机不是中国经济最热的 1992 年或之前，而是我们实施宏观调控之后的 1993 年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重蹈日本、韩国等国的覆辙，及时打击了泡沫经济，采取了稳定币值、降低通胀、增加市场和政策的透明度、依法规范市场规则等一系列真正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措施，从而提高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是：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到一国的产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若采取绕开关税壁垒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生产能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并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时，对外投资即成为可能。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金融、法律环境的改善，使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由可能变为现实。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与中国同类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他们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与中国类似的但有很大潜力的产业，二是中国尚无或较为弱小的先导性产业。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企业经营战略，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1 、中国市场内需巨大 ;2 、内需既包括现时需求，也包括创造出新的需求。这就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头等大事，需对企业进行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科学经营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存在着部门、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远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全国大市场。由于流通不畅，生产过剩，多余的产品只能向海外市场找出路。相比之下，外资产品在国内的流通却顺畅得多。

中国是个大国，外汇需求巨大，鼓励出口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出口的代价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实效。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 40 %，而出口依存度已达 20 %，不仅高于美国的 8.24 %，甚至比以 " 贸易立国 " 的日本( 8.9 %)还要高。前面已分析过，国际市场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容纳能力是有极限的，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越强，未来的风险也就越大。长期以来，我们过于推崇扩大出口创汇，虽然有不得已的原因，即解决结构性生产过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忽视了对国情的具体分析，而片面模仿四小龙发展的成功经验。四小龙由于内部市场狭小，无法支持产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又恰逢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大力推动出口，通过累积外汇资金，大量引入先进技术，成功地完成了在本土吸收改造的过程，大大提高了技术档次，实现了升级换代。台湾和韩国更借此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加强产业根基，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80 年代以后，成为亚洲地区主要的资本和中等技术输出方。我们面临的则是一个业已有限的国际市场空间和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从 1998 年开始，欧盟将陆续取消给予中国产品的普惠制待遇。与四小龙相比，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大恶化了的国际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我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巨大，只要经济结构调整得当，国企改革取得突破，以中国国内的巨大需求，足以长期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GATT 有关官员曾说： " 中国现行的外贸体制是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的隔离层。 " 这一体制导致出口环节增加和中间费用上升，使得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对二者来说，今后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联合，合理确定利益关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生产与进出口的一体化经营，以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纯流通领域的外贸企业应根据市场规律优胜劣汰，资不抵债的企业坚决实施破产，以减少其对于贸易秩序的冲击。扩大外贸经营主体的范围，除对外资或合资流通领域进出口公司严格控制外，全面放开外贸进出口经营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完全与国内、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这不仅不会导致市场秩序的进一步恶化，反而会促使企业领导者更加理性地面对日益严酷的市场竞争。同时，国家宏观政策要正确引导企业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确立先内后外的战略，即以首先在国内市场建立全面的竞争优势为当务之急。这不是不需要出口，而是要求出口适度、稳健，与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相适应。只有这样，未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才能有稳固的基础和强大的后劲。

注释：

[1]1998 年 3 月 9 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外经贸部孙振宇副部长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会采取什么措施扭转出口不利的局面时说： " 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东方不亮西方亮。 " 意思是扩大向亚洲以外的国家出口。 " 市场多元化 " 原意指不能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市场，而必须大力拓展亚洲、拉美、东欧以及非洲市场。从 1 至 5 月的统计来看，我国对亚洲国家出口的下降是通过增加对其他市场(主要是欧美市场)的出口来弥补的，这就意味着又恢复到了倚重少数发达国家市场的局面。从 3 月份开始，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滞后效应开始显现，出口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国家同样以向欧美市场出口为主，我国自一季度开始的出口衰退与此有直接关系。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对外出口的 20 %;日元大幅贬值，不仅使我们难以进入日本市场，还进一步缩小了我国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受汇率影响，欧美国家对亚洲地区的出口严重受挫，贸易逆差进一步上升，必然会刺激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 1998 年 11 月，欧盟主席桑特访华期间，要求中国消除贸易障碍，进一步开放市场，以缩减欧盟对华贸易逆差。 1998 年 9 月，美国农业部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木制包装材料作出歧视性规定;同时，美国政府对其农产品出口提供巨额补贴，并酝酿对钢铁、纺织、造纸、木材加工等产业加大市场保护，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 1998 年 1 ～ 9 月，我国对亚洲国家出口下降 6.3 %，由于 10 月出口降幅高达 17.3 %， 1 ～ 10 月我国对亚洲出口降幅达到 8.6 %。 1998 年前九个月，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其中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 21.7 %。但 10 月份，我国对欧美出口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 1998 年 11 月，英国两个智囊团预测， 1999 年日本和美国国内需求下跌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因此可以断言，今后两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十分困难。

《经济日报》 1998 年 6 月 29 日第二版《注意投资与消费关系新变化》一文与笔者此处的观点是一致的。该文认为，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单靠增加投资已不能有效拉动消费。

1998 年 12 月 30 日，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 GDP 预计全年增长 7.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2 %，而全年亏损上升了 25.5 %，利润下降 22.1 %。

1989 年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 30 %，而现在这一比重只有 12 %。(英国《经济学家》 1998 年 10 月 24 日)

引自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在 1998 年 3 月 9 日九届人大期间回答广东省人大代表质询时的讲话。(《广东卫视》新闻 1998 年 3 月 9 日报道)

截至 1998 年 9 月，我国纺织业已持续三年全行业亏损，其亏损面、亏损额和涉及职工人数均居全国各行业之首。预计 1998 年国有纺织行业亏损将达到 80 亿元人民币。

鉴于地方政府在贯彻 " 三三制 " 原则解决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方面面临的财政支付上的困难， 1998 年 12 月，中央政府决定向地方拨付 80 亿元，以解燃眉之急。

1998 年，中央财政准备拿出 400 亿元来冲销呆坏帐(《经济日报》 1998 年 6 月 22 日)，而 1997 年这一数字为 300 亿元。

1998 年 1 至 5 月，全国工业盈亏相抵后为净亏损，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利润为- 138 亿元，比去年同期利润的 69 亿元下降了 3 倍。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国有企业亏损面进一步扩大。截至 5 月份，两税收入共完成 1517.83 亿元，同比仅上升了 1 %，大大低于年度计划和时间进度要求(《经济日报》 1998 年 6 月 16 日);全部国有企业上半年共亏损 560 亿元，同比增加了 200 亿元，企业间相互拖欠增加了 1500 亿元，产成品库存上升了 400 亿元(《中华工商时报》 1998 年 11 月 9 日)。 1998 年出口总规模预计将与上一年持平。这样，即便今年的退税预算安排不高于 1997 年的水平，退税率的提高将使实际退税总支出超过去年 30 %以上。

[10]1998 年 5 月，美国再次单方面决定(双倍)扣减我国输美纺织品配额，理由是中国政府未能阻止出口企业向美国非法转运配额外的纺织品。

[11]1998 年 3 月 7 日，九届人大期间，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承认，我国出口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并称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 是一个大国的道德 " ; 3 月 9 日，外经贸部龙永图副部长说： " 虽然人民币贬值是促进出口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中国准备为维持人民币稳定付出代价，这将有助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又拿出 40 亿美元支持东南亚国家稳定币值，此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中国由此乐观地认为这将利于加入 WTO 的进程。 4 月 7 日，朱总理访问法国期间对希拉克总统说： " 中国给予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比欧盟任何一国都多。 "4 月 8 日，中国与 WTO 在日内瓦的谈判未能取得突破，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对记者说： " 中国决定将关税总水平从 17 %降至 10 %，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国际社会理应给予回报，但部分国家(欧盟和美国)仍提出过分的要求，虽然如此，中国仍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的进口关税。 " 美国谈判代表则表示， " 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进一步降低工业品关税的决定表示欢迎，但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仍然很高，如汽车的关税就高达 50 %，而且中国应开放服务贸易。 "4 月 9 日，香港各大报刊均登出醒目标题：《中国与世贸组织谈判未获突破》，新华社电讯则称：中国与世贸组织的谈判取得进展。 1998 年 2 月，美国与台湾就后者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台湾许诺降低农产品关税以扩大市场开放程度。此举增加了中国加入 WTO 的紧迫感。日内瓦谈判受挫，令国内一些人士和舆论界寄希望于克林顿总统访华，藉双边关系改善之机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美国并未松动其原有的立场。 7 月 3 日，克林顿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 中国能否加入 WTO ，不在于美国是否积极支持中国加入，也不在于中国是不是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在金融、投资、贸易等方面开放市场，达到 WTO 最起码的要求。 "" 美国购买中国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作为回报，中国理应对美国扩大市场开放的程度。 " (以上均据香港 TVBPearl 报道)

[12] 俞乔： " 亚洲金融危机与我国汇率政策 " ，《经济研究》 1998 年第 10 期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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