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危机之后，不要以为新兴市场国家减少了对外债务、改善了对外贸易状况，就消除了货币错配问题。其实不然，自从2000年以后，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变成了资本净输出方，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使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断累积，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超出了储备充足性的几个“经验法则”的比率(李扬，余维彬，2005)。事实表明，这些国家面临一种新型的货币错配即债权型货币错配，这种货币错配无论从原因还是后果来看都不同于以往出现的债务型货币错配，但给经济主体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则同样严重。

2.日本的债权型货币错配。

1955年-1973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9.8%，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的贸易盈余也持续扩大，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额突破1000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则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净海外资产出现大幅增长，到1997年日本净海外资产就将近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私人部门的净资产，在私人部门中非银行机构持有的海外净资产占绝大部分，这部分资产稳定性最差。日本官方或非官方的对外资产大部分是美元计价的证券。正如关世雄所说，“在历史上，从未出现最大债权国拥有的大部分海外资产却是以最大债务国的货币计价的情况，这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根源。”很显然，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货币错配相当严重，这不仅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根源，更是日本国内宏观经济与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当日元升值时，日本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将出现损失(以日元计算)，这是日本朝野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只有不断调整国内政策包括扩大日本海外投资以降低资本项目顺差，这还不够，从1971年到1995年美国单方或联合其他国家不时地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以便减少日本的贸易盈余，这是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在今天仍在继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麦金农，2002)。

根据前面对货币错配类型的划分，作为最大债权国的日本显然存在着债权型货币错配。那么这种货币错配对日本经济与货币政策究竟有何影响呢?我们还是借用Mckinnon的观点来加以说明。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存在与不断扩大，使国内美元资产的持有者日益担心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于是引起大规模的外币对本币的替换，这种替换会加剧本币升值，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国外势力也施加外部压力，从而使本币升值压力高涨。但政府并不愿意升值，因为升值除了带来看得见的损失外还使经济面临通货紧缩。其实，更可怕的是，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对一国货币政策所施加的影响。日本从广场协议后本币大幅升值，但随后并未出现盈余减少的局面，因此，美国以此为借口与日本贸易摩擦不断，并鼓吹日元升值，使得日元始终处于升值的预期之中。根据无抵补套利平价，日元升值预期的存在使得日元资产利率远低于美元资产利率，20世纪70年代后期，利差大约4个百分点。只要美元资产利率处于相对高位，日本名义利率相对较低也无大碍，关键是美国也有经济衰退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1年，当美国自身的利率相对较低时(低于平均水平)，日元资产的中长期利率被迫降为零，从而使日本掉入流动性陷阱，难以自

拔。

从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出，债权型货币错配到一定程度会使本币产生升值压力。这种升值压力一方面来自贸易逆差国的指责与摩擦，另一方面源自国内外币资产持有者对外币贬值的担心而产生的本外币资产的替换。除此以外，外来游资对本币的投机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在资本管制较严的情况下投机资本进入的数量不会很大。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金融全球化“以一系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和IT的普遍使用为基础，以金融创新为动力，以全球金融自由化为源泉，以机构化的私人资本为主力，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李扬，黄金老，1999)。”毫无疑问，新阶段的特点是金融全球化在广度与深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界限更模糊，主要国家经济周期更加趋同，并且它们货币政策的外部性更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流动与信息流动更为快速与自由。在少数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前提下金融全球化的扩大，一方面使各国经济主体的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发生变化，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需要清偿债权债务规模日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货币主权的人为分割，金融全球化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形成各国货币的统一。由此造成各国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程度在加深，在主要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现实条件下，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货币错配风险不断加剧。

三、人民币升值与当前货币政策选择

国家外汇局首次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均保持增长态势，资产增幅快于负债。2005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存量12182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同比增长3.2%，对外金融负债存量9307亿美元，同比增长16%，用前者减去后者，中国对外金融净资产2875亿美元，这表明，我国目前拥有很大的净债权。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更不是国际货币，因而国内居民无法用人民币对外放贷，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错配问题。此外。200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9879亿美元。即使不考虑私人部门所持有的外币资产，一旦外币贬值，也会给我国带来巨额的汇兑损失。可见，我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债权型货币错配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同的是，我国当前的货币错配主要集中在官方，这也是我国经济与金融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之所以存在较为严重的债权型货币错配，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难以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充当计价货币，从而使国内经济主体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形成大量外币资产与负债;二是因为，从1994年汇改以来，长期实行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国内经济主体对汇率风险不敏感，从而没有动力减轻业已存在的货币错配状况。另外，银行结售汇制度的推行，使中央银行承接了国内经济主体的大部分货币错配风险：三是我国存在高储蓄倾向，在经济增长的现实背景下，过量储蓄转变成越来越多的贸易盈余，结果外币资产规模越堆越高，形成了目前外汇储备高居不下的局面。

由贸易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是货币错配严重化的表现之一。这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直接后果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又会使国外资本通过合法与非法的渠道(如隐匿在经常项目收支当中)流入国内，同时，国内微观经济主体会将现存的外币资产向人民币资产替换以规避货币错配风险，这将进一步放大升值压力，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这种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国内投资与信贷出现超常规的增长，经济存在过热迹象，为此货币政策的正确选项是提高利率以抑制过高的投资增长率，但是不能不考虑的后果是，提高利率会进一步加剧外资内流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因此当前中央银行面临着货币政策困境。

从1994年汇改以来，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以汇率为名义锚，换言之，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的是外部目标，这个外部目标其实就是汇率稳定，比如，即使在1997年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时候，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为此不惜牺牲了国内目标(即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期，外部目标与内部目标基本上是切合的，没有多大的冲突，然而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外汇储备高涨的局面下还能以稳定汇率为目标吗?

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转折点，即政策重心由外部目标向内部目标转移，更加关注国内物价与就业水平，应尽快放弃“名义锚”。原因在于，其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何况我们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并不同步。其二，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并且在全球经济体中地位的上升，选择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成本更高(与1997年相比)，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承受;其三，目前内外目标严重冲突，已经没有调和的可能，不象以前那样还可以兼顾。选择外部目标，高额储备、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和经济过热等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并且会进一步严重。而选择内部目标，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则有望解决这些问题。

2005年7月21日实施的汇率制度改革实际上体现了这一转变。但是一次性升值2%并未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从改革以后汇率变化的趋势看，大致是“双向波动，小幅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压力仍然存在。为了使人民币不再上演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泡沫与通货紧缩的悲剧，必须尽快消除人民币单向升值的预期。为此，首先应减轻货币错配程度，包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降低过高的外汇储备、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以及取消为微观货币错配提供激励的各种政策。其次，鉴于汇改已经实施一年多，企业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大为增强，在大力发展外汇套期保值工具的基础上，应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减少中央银行干预汇市的频率，改变人民币单向升值的趋势与预期。再次，吸取日元升值的教训，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长期升期幅度要由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每年超过升值3%)，换言之，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大起大落，更不能屈服于外在压力而进行大幅调整。最后，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外部目标必须服务于内部目标，以扩大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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