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价值，也就是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对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它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

货币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它可以购买人们所需的物品。因此货币单位的变化并不会造成任何 影响 ，因为这种变化具有一致性，它对一切交易的影响是均等的。假定价值的既定标准发生了变化，某人的一切权益和一切努力的成果以货币计量时是以往的两倍，但同时对于一切获取之物和一切享受满足，他也必须支付两倍于以往的货币量，那么这种变化对他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由此可见，货币价值，也就是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对 社会 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它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类似这样的变化，过去曾经，现在仍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后果，众所周知，这是因为当货币价值发生变化时，它对一切个人或一切计划目标所施加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个人的收入及其支出并不是在同一比例标准下改变的。因此以货币计量的价格和报酬的改变对不同阶级一般都会产生不均等的影响，把财富从这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使某些人突然暴富，而某些人则贫困潦倒，财富的重新分配使既定的计划受到了破坏，令原有的期望无法实现。

自从1914年以来，货币价值的波动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竟使其构成了近代 经济 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以金、银或纸币计量的价值标准，都曾经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不仅如此，这种波动所侵扰的社会，与以往任何 时代 的社会相比，一般认为价值标准应该是相当稳定的。

在拿破仑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物价在波动最猛烈时，一年间的涨落差距达22%;在19世纪初期，价格水平达到了最高点，尽管我们一向把这个时期看作是货币史上最紊乱的一个时期，但就价格水平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比较而言，在长达13年的时期内，两者相差也还不到1倍。我们可以把上述情形与近9年来不同寻常的变化作一比较。从1914年到1920年间，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也就是说，相对于可购买的物品供给而言，支出货币的供给出现了极大的扩张。从1920年起，重新恢复对其 金融 局势的控制的那些国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消灭通货膨胀，因而过分缩减了其货币供给，于是又尝到了通货紧缩的苦果。而那些没能重新控制金融局势的国家，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比以往更加严重。

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两者都会改变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过相比而言，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一些。两者对财富的生产也同样会产生影响，前者具有过度刺激的作用，而后者具有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通货紧缩更具危害性。对于我们来说，把讨论的 问题 像以上这样分类 研究 ，应该是最便利的 方法 ——首先考虑货币价值变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膨胀;其次 分析 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紧缩。

一、币值变动对分配的影响

1.投资者

在货币的各种职能中，有些主要是以其实际价值在某一时期内几乎固定不变这一假设为依据的。其中主要的是那些与广义的货币投资契约有关的职能。这类契约——即规定在一段时期内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那种契约——正是我们为方便起见所称呼的投资制度(区别于一般的财产制度)的特色所在。

在19世纪 发展 起来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中，许多举措都是为了使财产的管理权从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这些举措主要有三种类型：(1)财产所有者失去对财产的管理权，但仍保留着对他的财产，即实际的土地、建筑物、机器或成为其财产的任何其他东西的所有权，保留所有权的典型方式是持有股份公司的普通股;(2)财产所有者暂时同其财产脱离关系，并在此期间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货币，但最终财产所有权仍由他收回，此类型的典型模式是租赁;(3)财产所有者同其财产永久地脱离关系，由此获取的报酬或者是无限期的以货币计量的固定年金，或者是有限期的年金，在期满之时归还以货币计量的本金，此类型的典型形式是抵押贷款、债券、公司债券和优先股。第三种类型体现了投资的充分发展形态。

只要有货币的借出和借入，就必然存在规定在将来某一时期收回一定数额货币的契约(至于将来收回之际货币实际价值出现的变化，契约内并没有加以规定)。租赁和抵押的形式，以及对政府和少数私营实体如东印度公司的永久性贷款形式，在18世纪就已经很常见。但在19世纪，这些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进一步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到20世纪初叶，有产阶级分化为两种类群，一种是“ 企业 家”，一种是“投资者”，两者在利害关系上存在着某些区别。这种区别在个人之间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因为企业家也可以是投资者，而投资者也可以持有普通股;但是这种区分又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很少被关注就忽视它的重要意义。

借助于这样的制度，活跃的企业家阶级，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还可以运用整个社会的储蓄来资助他们的企业;另一方面，从事专门职业的阶级和有产阶级则找到了利用他们资源的一种方式，这一资源利用方式使他们既减少麻烦，又无责任，而且(据说)风险也很小。

这种制度在整个欧洲实行了整整100年，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使物质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储蓄和投资，对于一个大的阶级来说，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他们所喜好的事物。储蓄很少被提取，在复利的条件下，储蓄的积累使物质的充裕成为可能，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时代的伦理、 政治 、文学和宗教共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伟大的默契，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储蓄。上帝和财神和谐一致。有钱人在尘世中寻到了祥和。富有之人毕竟是可以进入天国的——只要他储蓄。天国响起了新的福音。天使们唱道：“这真是不可思议，通过上帝贤明、仁慈的安排，当人们尽管只是为自身利益考虑行事时，却对民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此营造的氛围使扩张企业的要求以及日益增长人口的需要与一个安逸富足的非企业阶级的发展和谐一致，相辅而行。在这种制度下，投资者的命运主要寄托于货币的稳定;但是在普遍享受舒适和进步的过程中，对于货币是否能够稳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稳定，缺乏必要的关注，而大都抱有一种毫不怀疑的信念，认为这些事情会自行解决，而无须顾虑。于是投资之风气越来越广泛，数额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对于中产阶级而言，金边债券成为最持久、最有保障的财产的代表。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货币契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传统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英国的 法律 ，鼓励财产受托人把他们的信托资金全部用于此类交易，而且事实上，除了地产交易以外(这是一个例外，它本身就是早期情况下的一个遗留产物)，信托资金是禁止用于其他任何目的的。

19世纪总是深信自己的幸福经历会永久持续下去，而对以往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教训，却置之不理;在这方面是这样，在别的方面也是这样。人们也许忘记了，货币即使用某一金属的固定量来体现时，在 历史 上也没有保证货币绝对稳定的范例;现在要指望以不变购买力所体现的货币趋于稳定，那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货币实际上只是一种由国家随时宣布的、履行货币契约的适当的法定清偿物而已。到1914年时，黄金不再作为英国的价值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在其他国家，黄金不再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每一次长期战争或严重的社会动荡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法定货币的变化，但每一个国家关于货币的历史记载表明，从有经济记载时起，代表货币的法定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几乎不断下降的。

不仅如此，贯穿历史的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过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其背后，有两个巨大的推动力——政府的贫困和债务者阶级的强大政治势力。

由货币贬值而引发的征税权，自从罗马帝国首次使用以来，已经成为国家所固有的一项权利。法定货币的铸造，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政府最后的储备，任何国家或政府，只要仍保留这一手段而未加以使用，就不会宣告自己的破产或倒台。

此外，我们在下面还将看到，从通货贬值中获取益处的不仅仅是政府。农民、债务人以及到期偿还固定数额货币的一切责任人都会从其中分享益处。在 现代 经济体系中，活跃、积极的因子是企业家，而在早期年代中，居于这种地位的却是上述那些阶级。那些在过去促使货币贬值的世俗变化，对新兴人物起了协助作用，把他们从毫无生气的过去解脱出来;他们以牺牲旧财富为代价而获取了新财富，以建立企业的方式代替了以往的财富堆积。货币的贬值倾向，在过去是对由复利产生的累积成果和财产继承的一个强大抵消力量，而现在则是对旧有财富的严格分配，对财富所有权和行为权划分的一个松弛的影响力量。在这种方式下，每一代所继承的遗产，都会部分地受到剥夺;因此除非整个社会能自觉地慎重考虑，以其他某种更为公平、更为适宜的方法来代替此种方式，否则，建立永久性财产制度的计划肯定会遭受挫折。

总之，在这两种力量——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债务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时而是这一种，时而是那一种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的进展是连续不断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自从公元前6世纪最早发明使用货币时起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有时价值标准会 自然 下跌，如果这一点没有发生的话，货币的贬值就会来完成这项工作。

但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货币，因此很容易忽略货币的本质 内容 ，而把货币本身看作是绝对的价值标准;此外，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百年的实际经历并没有干扰他上述的原有观念时，他就会把错觉看作是事实，就会把经历三代不变的事实看作是持久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19世纪的事态发展历程支持了这种观念。在世纪最初的二十几年中，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物价高涨伴随着货币价值相当迅速的增长。在随后的70年里，除了某些暂时波动以外，价格是趋于不断下降的，到1896年时达到了最低点。就趋势而言，价格的确是不断下降的，但从整个长期过程来看，显著特征却是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1826、1841、1855、1862、1867、1871和1915年，以及与各该年相近的时期内，价格水平大约处于相同的水平。1844、1881和1914年也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价格水平。如果我们把这三年的物价指数规定为100，我们会发觉，从1826年起到大战爆发止接近于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物价指数向上或向下的最大波动限度，都不超出30点，也就是说，物价指数从来没有超过130或低于70。难怪我们对长期货币契约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心。黄金作为一种人为规定的标准，并不具有所有的 理论 上的优点，但是其价值并不是能够随意操纵的，实践证明它是可靠的。

与此同时，在19世纪的早期阶段，英国统一公债的投资者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首先是确保了投资的安全，关于这一点已被认为达到了尽可能完美的地步;其次是投资资本的本金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以上述及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利率的逐步下降使体现资本年收入的年购买力指数有了提高;最后，每年货币收入的购买

力总体上也有了提高。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从1826年到1896年这70年间的情形做一番考察(其中滑铁卢战役之后紧接出现的短期显著上涨，这里暂略不计)，将会发现，统一公债的资本本金除一度回跌以外，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具体而言，是从79提高到109(尽管在戈申执政时，公债利率于1889年从3%降到了2.75%，又于1903年降到了2.5%)，同时年息收入的购买力在利率有所降低的情况下仍然提高了50%。不仅如此，统一公债在稳定性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统一公债的价格除了危机时期以外，从未跌落至90以下;即使在1848年，当君主王权行将崩溃之际，其跌幅也仅仅是5点而已。维多利亚女王初登王位时，公债价格是90，而到她举行登基60周年纪念时，价格却达到了最高点。因此也就难怪比我们长一辈的人，要把统一公债看作是一种极好的投资对象了!

于是在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有权有势，而且又极受尊崇的新兴阶级，这些人个个都很富有，其财富总和也相当巨大。他们拥有财产的形式并不是建筑物、土地、企业或金银珠宝，而是一种权利，借助于此项权利，他们每年都可以获取一定的法定货币收入。这种在19世纪造就的特殊产物，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炫耀的一个事物，结果中产阶级大都把他们的积蓄投入于此。习惯势力和令人满意的经历使此类投资在安全方面享有绝对令人信服的声誉。

在大战前夕，这类中介财产，由于价格以及利率的上升就已经开始蒙受损失(与19世纪中期的鼎盛时期相比较)。伴随着战争爆发而来的一些货币方面的变故，使这类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英国损失了一半，在法国损失了7/8，在意大利损失了11/12，而在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裂之后又重新成立的那些国家，其价值基本上已损失殆尽。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由于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所实行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使投资者阶级所有财产实际价值中的一个很大部分，被白白地拿走了。这种损失的发生来势迅猛，同时又与其他一些更糟糕的损失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单就这项损失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一点来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了解。但是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已经使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在战前投资于债券、抵押或银行存款方面的积蓄，已经大部分或全部损失殆尽了。毫无疑问，这场经历将改变人们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心理。这种过去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既不胡乱花费，也不“投机取巧”，只是“为其家庭谋求适当的准备”，他赞美安全，严格信守从实践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老于世故的可敬信条。的确他是最不想侥幸获取财富的，然而结果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从以上所述能够吸取些什么教训呢?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把19世纪发展而来(至今仍保留着)的社会组织体制同对货币价值的自由放任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既不安全，也欠公正。那种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安排进行得很好的说法并不正确。如果我们想要把社会的自愿储蓄，继续吸引到“投资”领域，就应当使体现储蓄和投资的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以此作为审定国家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遗产法和复利累积结果的影响下，如果不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闲逸分子从从事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收入中获取的份额相对过多时，的确应当重新分配国民财富;但是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方式，使一切形式下的财富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不应当单单使相对无所依靠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