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中国股市和国际股市的差距比较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阅读下吧。

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为大背景,借助大量统计数据,从纵向与横向的八个主要方面,综合论述了我国股市(特指大陆股市)的现状特征,并指出了它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股市相比之下的差距之所在,及其在未来改革与发展中的总体趋势。

一、上市公司规模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为7.11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3.98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0.88%和1.74%。1998年中国最大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为61.13亿美元,仅相当于同年世界500强最小企业销售收入89.02亿美元的68.7%。即使以中国工业100强同世界500强比较,差距也仍然是显着的。1998年中国工业1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折算成美元为19.48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10.89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2.44%和4.75%。

1999年我国四大全资国有商业银行首次全部进入世界500强,但相比之下,它们在其中的表现却是“大而不强”。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我国四大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庞大规模是政府过去用巨额财政资金和垄断经营政策做大的。因此,我们的国有银行虽有世界级大银行的外壳,但尚缺乏跨国大银行的内在素质,当然也就不能算做名符其实的世界500强。

不难想象,从上述企业中产生的上市公司,其规模也必然会是偏小的。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规模为例,上海30指数所含30只成分股的可流通股本规模普遍都是偏小的。以2001年4月底的统计数据为准,在30只成分股中,可流通股本不足1亿股的就有2只:1亿~2亿股有12只;2亿一4亿股有8只;4亿~6亿股有6只;6亿股以上有2只。从统计结果看,有近一半成份股的可流通股规模不足2亿股,而且没有一只股的可流通股本达到10亿股。即便从这30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来看,公司规模也是偏小的。其中,总股本大于20亿元的只占2家;而总股本不足7亿元的则占18家;总股本介于7亿~20亿元之间的有10家。

再以香港股市为例,在香港恒生指数所含的33只成份股中,大多属于蓝筹股,它们的总股本(即可流通股本)规模现状是:5亿股以下只有1只;5亿~10亿股有6只;10亿一20亿股有7只;20亿~30亿股有12只;30亿一50亿股有4只;50亿股以上有2只;100亿股以上有1只。

二、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依世界各国的先例,股本一般只有普通股与优先股之分,而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却异样地分割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三大块,而且,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上市流通,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仅30%多一点。原本偏小的总股本规模,当其中的60%以上又不能上市流通时,至少会引发以下后果:

1.由于股市的实际股本流通量狭小,易于大户操纵控盘,从而形成“投资不足、投机过剩”的格局,最终导致股价失真。曾经制造中国股市“天价奇迹”的亿安科技,为何能与其业绩如此不符地冲上126元的“天价”?后来人们从证监会的公告中才得知,原来是南方四个大户联手操纵的结果。其实,只要看一下亿安科技的股本结构,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7000多万元的总股本已是够小的了,而可流通股更是少得可怜,仅有3500万股。正是由于流通股本太小,易于操纵,因此,经常的现象是,大户“坐庄”,散户“抬庄”,赚者投机,套者投资。

2.由于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能整体上市流通,尤其是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一方面,它不仅造成了上市公司与上市股本的不对称,而且还导致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市场并购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它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存量活化与结构调整,易于造成国有资产的沉淀与流失。换言之,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能整体上市流通,严重阻碍了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退化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能。

3.国有股与法人股的不能上市流通,易于形成内部人控制下的“一股独大”。由于股权的过分集中,监督与决策机制失衡,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正常的关联交易经常发生,强制上市公司为控股母公司担保,私分上市公司财产,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甚至大肆掏空上市公司,中饱私囊或满足小集体的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是我国股市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要想转让股权,目前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证券主管部门批准,与合格的机构投资者签订转让协议,可以一次性完成大宗股权的转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的这种转让主要是通过兼并收购、买壳、借壳等资产重组行为而展开的。业已开始试点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显示:国有股减持将采取二级市场配售、增量发行、上市公司回购、向非国有企业协议转让等四种方式进行。我们相信,随着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中国股市的国有股与法人股的类别划分,将最终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消失。

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内在素质和外在规模的综合体现。反映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主要指标有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每股收益(也称每股盈利或每股税后利润)侧重反映企业当前经营业绩的好坏;每股净资产则着重反映企业经营的现实资本,及其未来创造利润并能抵御风险的能力。

纵观世界各国股市,凡属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股市发展史差不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一样,长达一二百年,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上市公司(其中有不少是跨国公司)一般都有着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美国为例,1999年,在世界500强中,美国独占185家,我国大陆地区则只占5家。正因如此,美国股市有着大批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如J.P摩根,1999年每股收益竟高达11.16美元。美国类似公司,还有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可口可乐、IBM、英特尔、微软、戴尔等。正是有了这一批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绩优股,美国股市与股指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

再以香港股市为例,恒指33只成份股中,绝大部分每股收益都在1港元以上,也有不少在2港元以上。其中,长江实业每股收益曾高达7.66港元。类似业绩的蓝筹股还有汇丰控股、九龙仓、恒生银行、和记黄浦、新鸿基地产等。这些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一般都达20港元以上,有的每股净资产甚至接近50港元。

我国上市公司则没有这么幸运。以2000年度业绩为例,沪深两市一千余家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仅0.20元,每股净资产为2.65元,净资产收益率为7.66%,亏损面8.55%(剔除年内新上市公司后则亏损面将达10%)。其中,业绩最差的每股收益为�3.12元,每股净资产最低的为�8.93元,每股未分配利润最少的为�10.96元;即便业绩最好的上市公司(一家酿酒公司)每股收益只有1.60元,每股净资产最高的公司(当年才增发新股)也没有达到10元。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同世界500强相比,中国工业500强的盈利能力明显偏低。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和人均收入分别为2.78%、1366美元从和27456美元/人,而当年世界500强的同类指标分别为11.29%、11093美元从和288855美元从,前者分别仅相当于后者的24.62%、12.31%和9.51%。由此可见,作为上市公司基础的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四、上市公司利润分配

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必须在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先行对税后利润至少作出如下几项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对股东进行最后的利润分配。第一项扣除是抵补以前历年亏损;第二项扣除是留作法定公积金;第三项扣除是留作法定公益金。

从国外发达股市来看,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基本上是以派息为主的,而派息的多少则是依盈利水平而定的。例如,从香港恒生指数的33只成份股来看,公司对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是派息,而且绝大多数公司的派息水平都在每10股派5港元之上。其中,派息最多的是恒生银行,从网�上可查阅到的1995~1998年的资料来看,该公司连续4年派息都是最高的,其每年派息都在每10股派30港元之上。汇丰控股每年每10股派息则都在20港元之上。对股东如此丰厚的利润分配,如果没有极强的盈利能力,那的确是很难想象的。

相比之下,大陆股市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则以送股、配股、或直接增发新股为主要形式,而派息不过是象征性的,派息面与派息率均很低,例如,每10股派1元,甚至只有几角钱。这种现象在我国股市中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上市公司股本偏小,客观上只有通过不断地送配或增发新股,才能“做大”股本规模,尤其配股和增发还能同时提高每股净资产含量;其二,上市公司普遍盈利能力较弱,每股盈利水平不高,若强制性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派息最低限,势必影响企业资本积累与投资扩张。因此,送配增发形式的分配方式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一举两得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