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云压城城欲摧，国民党变本加厉做垂死挣扎，对北平的高等学校进行残酷镇压。朝阳大学学生会主席毛之范被特务追捕，跑到大哥那里躲了几天才安全度过。不想这时在朝大读书的另一堂弟王利民和同学薛绍源等五位闹学潮的中共党员和外围学生也被特务追捕，大哥想法将他们送回江津老家躲避。他们与大哥一起在乡下办起学堂。王家在外读中学的子女全都回老家读书，还招了很多学生，分为中学班和小学班。学校经常办讲座，讲授《新民主主义论》等，宣传革命;还请德国博士王香本回家讲授哲学、德文和英文。

北平解放后，大哥仍在北大任教。文化部艺术局组织整理中国古籍丛书，邀他参加《杜甫集》和《水浒全传》的整理工作。他于1953年写成《水浒与农民革命》一文，在《光明日报》上连载，得到党组织和学界重视。这年，党组织给大哥很大的荣誉，邀他参加天安门的观礼。随后由何其芳、陈翔鸿推荐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又被调到古籍刊行社工作，开始中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此间他出了很多好书。

四 被安排当“右派”

1957年开始反右，当时很可笑，上级下达了单位“右派”指标。为完成任务，单位就将指标分配给大哥，大哥一贯听党的话，表示服从“分配”。哪知这一服从给大哥家庭和学术生涯带来了灾难。

时年，46岁的大哥除每天八小时完成扫厕所的任务外，其余时间都属他的，他也落得清闲，就专心整理文化文学遗产。有人背地说他是“白专道路”(编者注：“文革”时期专指埋头学习、钻研理论，没有政治方向的一类人)和反动学术权威，他诺诺连声，唯唯听命，从不挣执争辩，以此幸免于难。后来他又被叫去陪斗，直至被关进牛棚，他都泰然处之、随遇而安。每当“造反派”要他写交代材料时，他就枯坐冥搜煞有介事地写些深奥的文言文搪塞，这些人看不懂也不好意思问。其实大哥此时正在悬想他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

大哥被赶出北大后暂住在北新桥一处六平方米的小屋。小院住有八家人，都在屋檐下生火煮饭，院外人声车声不息。一间屋，一张床，一张桌，连生存都很困难，哪里有著书立说的环境?但他安之若素、闹中取静，仍坚持早晨4时起床伏案工作。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大哥的小女儿王贞白很早回家，见房门紧闭，屋里没灯光，感到很奇怪：要是在平时，父亲早就起床在灯下工作了。她撞开门，惊异地发现老人煤气中毒昏迷在地。她赶快将父亲送到医院。原来是屋太小，不通风，差点酿成大祸。

一些“造反派”对大哥这样的“死老虎”(编者注：指没有威胁的失势倒台的人)逐渐失去兴趣，还慢慢有些来往。见“造反派”松懈，大哥就开始“里通外国”。他居然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多所大学教授开始书信往来。这些“洋学者”希望与大哥在汉学研究上相互交流。日本的波多野太郎还寄给大哥日本影印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但后来这宝贵的资料被“革委会”没收。他在“五七”干校时，悄悄读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发现《三国志》有很多错误，就拿练习本写了60多页意见寄给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