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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前半叶，中外学术界关于唐代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唐代经济史的许多重要课题和基本范畴，并一直走着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基本建构起了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框架和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和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研究;学术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内藤湖南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①]，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倡“唐宋变革”说。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一是唐中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得大量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开始摆脱贵族政治控制下奴隶、佃农的地位，后经王安石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时期货币钱帛兼行，而铜钱流通量相对较少，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银亦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②]，将中国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周代以前为上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为中古史，从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止为近古史，从元、明到清中叶以前为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著书当时)为最近世史。全书十分重视研究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计状况，重视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唐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论述较多，并将“安史之乱”作为“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界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大论战，我国史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作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③]。自此以后，唐代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迄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坚实丰厚。

大体说来，近百年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迄今为第三阶段。限于篇幅，本文拟对第一阶段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做一回顾。由于本人的见闻和学识所限，所作回顾只能是简略的，且以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为主。

一

唐代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远、全汉升、傅安华、何兹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铃木俊、藤田丰八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二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指导，开始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系统地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及其阶段，其中关于唐代经济形态和唐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科学路径。

重要论文有：黄谷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一文(《食货》1卷1期，1934年)，从政府征重税、官吏苛虐、兵祸、经济为政府或商人所操纵四个方面，探讨了安史之乱后农村崩溃的原因和情形;《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食货》1卷10-11期，1935年)，是一篇长文，挖掘史料丰富，对有关的救济策略和救济方法分析精详;《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2卷7期，1935年)则专门探讨唐代人口的流动情形。加藤繁《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食货》1卷2期，傅安华译，1934年)，从公私经济两方面系统考察了唐代绢帛的多方面用途，并对绢帛的货币职能和货币地位做了评价。杨中一《唐代的贱民》(《食货》1卷4期，1935年),论述了官户、奴婢、杂户、太常音声人等“贱民”的身份地位问题。傅安华《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1卷4期，1935年)，对户口逃亡的原因、事实、影响及政府制止逃亡的诸多方案，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货》1卷6期，1935年)，则从与商人勾结、自己做商人、商业发展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2卷9期，1934年)，分引言、佛教输入与寺院之兴起、寺院的发展及兴强、寺院的组织、寺院对国家及社会的服务、寺院生活之堕落与俗化、寺院与君主的三次大冲突、寺院的衰落几个部分，对三国到唐代中叶的寺院与寺院经济做了系统论述，是这一课题的奠基之作;《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3卷4期，1936年)，分引言、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方式、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发展、大族寺院与领户间的关系、大族寺院与国家之领户的争夺、尾语，研究了三国至中唐时期寺院经济中的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刘兴唐《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食货》1卷10期，1935年)，考察了民营、寺院经营、官府经营的三种高利贷活动;《唐代商品经济之发展》(《文化批判》2卷5期，1935年)，则考察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状况。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分小引、水流管理官吏、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硙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一)航行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二)津渡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三)桥梁法、海上运输之规定、结语几个部分，征引文献资料充分详实，论述深入全面;《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4卷8期，1936年)，分市是什么、市的官吏、行与肆的标牓、斛斗称度的平校、物价的评定、把持及诈欺的禁止、立券的限制、不合规程的货物的禁卖等方面，详细搜集并分类征引了有关文献资料，论述清晰完整。《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食货》2卷10期，1935年)、《唐代处理客商及蕃客遗产的法令》(《食货》4卷9期，1936年)、《唐代官私贷借与利息限制法》(《社会科学》2卷1期，1936年)、《唐代经济景况的变动》[④]等，也是陶希圣发表的重要论文。鞠清远《唐代的户税》(《食货》1卷8期，1935年)，研究了户税的名称、税率、用途和意义等。鞠清远还发表有《唐代的两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6卷3期，1936年)和《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食货》3卷6期，1936年)等。黄君默《唐代的货币》(《食货》4卷11期，1936年)，从货币的特质、货币的铸造、物价变迁与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及其批判、结论，多方面地进行了探讨;《唐代租税论》(《食货》4卷12期，1936年)，则包括总论、租税的分析、租庸调及两税之检讨、结论几个部分。铃木俊《唐代官吏蓄积之研究》(《食货》4卷8期，王怀中译，1936年)，分序说、从制度上观察官僚之经济的基础、官僚之蓄积、蓄积之用途、结语等部分，考察深入，论说独到。易曼晖《唐代农耕的灌溉作用》(《食货》3卷5期，1936年)，包括前论、灌溉工具、灌溉方式、政府对于灌溉的注重、灌溉的封建剥削作用、灌溉之障碍、结论等部分，其中关于灌溉封建剥削作用的见解可谓慧眼独具;《唐代的人口》(《食货》3卷6期，1936年)，则包括绪论、初唐人口之凋耗及其对策、唐代中期人口之流亡、唐天宝后人口之南移、结语，论证精审，善于抓住关键。曾了若《隋唐的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认为“隋唐两代之所谓均田制度，仅属具文，自开国以迄败亡，始终未尝实行”，见解独到。武仙卿《隋唐时代扬州的轮廓》(《食货》5卷1期，1937年)，包括江淮一带的富饶、以扬州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的转运、扬州商业的兴盛与扬州繁荣的素描、制造业的一斑、中唐以降江淮一带及扬州的破坏等，视野开阔，论述全面系统，是关于扬州区域经济的奠基之作。全汉升发表了多篇长文巨制，成绩尤为突出：《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论及唐代的实物货币、实物租税与徭役、实物工资，以及安史之乱前后自然经济的衰落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实物货币的废弃与金属货币(钱)使用的发达、货币租税的征收与雇役制度的萌芽、货币地租的萌芽、货币工资的盛行等，认为安史之乱前后，是中古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时期，实际上是持唐宋变革论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持中唐变革论的[⑤];《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包括引言、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的下落、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唐末物价的上涨、结论，系统探讨了唐代数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原因;《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分绪论、唐代扬州繁荣状况、唐代扬州繁荣的因素、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状况、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的因素、结论等部分，全面论述了唐宋时代扬州经济的变迁兴衰;《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包括引言、唐代的岁入、北宋的岁入、北宋岁入钱币金银较唐激增的原因、结论几部分，将财政收入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识见非凡。王永兴《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社会科学》5卷2期，1949年)，征引较多史料，探讨了由于产铜少，因而铸币少以及佛教盛行而大量销钱铸器，对中晚唐估法和财政、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影响，论述全面。

万国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金陵学报》1卷2期，1931年)，董家遵《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现代史学》1卷3-4期，1933年)，华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2卷6期，1934年)，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禹贡》1卷11期，1934年)，铁丸《隋唐矿业之史的考察》(《文化批判》1卷4-5期，1934年)，秦璋《唐代之交通与商业》(《中国经济》2卷12期，1934年)，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恍然《唐代官民借贷考略》(《清华周刊》43卷7-8期，1935年)，一良《隋唐时代的义仓》(《食货》2卷6期，1935年)，何格恩《唐代岭南的虚市》(《食货》5卷2期，1937年)，森庆来《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给田》(《食货》5卷7期，1937年)等，也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有价值的专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