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个西方化倾向与民族性回归矛盾对立的世纪，但西化倾向无疑又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但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却因一战西人自己的反思而促成国人的反省， 以下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画画坛的国学。

一股复兴国学的思潮促成传统绘画的复兴，这股复兴思潮促成国画再度受人关注，文人画重新崛起，国画研究机构与组织大量出现，对中国本位文化、民族性、民族精神，传统绘画本质、特性，中西比较、民族形式诸问题的学术探讨蔚然成风。这是一段不应被人忘掉的当让国人感奋的历史。

从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开始把强大先进的西方当成学习楷模。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是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基本内容。这以后，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化”口号下的对西方——美国——的再追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差不多一直在崇拜西方的倾向中走到今天。但在这个崇尚西方文化的世纪中，却有一个时段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三十年代。这种回归思潮对美术界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令人感奋的时段已经有些忘却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普遍地倾向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学习，又普遍地对民族文化取激烈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中科技发明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促使西方精英层对科技文化的反思，使写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们不能不反省西方科技文化对人类的伤害。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了一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在内的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了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他们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请教。但欧洲人的回答，则是战争宣布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梁启超从1919年3月起，以一系列文章向国人报道了这些欧洲人的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把中国人学西方比作沙漠中追逐幻影，而今幻影已经不见，

“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