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亦可以从本次会议的主持者之一，张寳三教授的大作《唐代经学及日本近代京都学派中国研究论集》之题目了解到的那样，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

好像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者之间，「京都学派」这一学派的存在几乎已作爲自明之事实而爲人所接受。不，不仅限於研究者，於媒体之类，常将京都大学的中国学指称为「京都学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同样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读书人中亦落实了吧。

然而，「京都学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体吗?我对此甚怀疑问。因爲，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学派」之一员，而我自身却完全没有这种自觉与归属意识。再者，在我的周围，不用説「京都学派」，就连具有明确的学派意识与组织形态的学派集团的影子几乎也看不到(当然，以学会与研究室为主体的学术杂志多有刊行，此外所设置的共同研究会亦多得不胜枚举。这些有一定的组织，并且各自具备一定程度的个别性特色——可以称之爲学风，此虽无法否定，但直接将其判定为学派并非妥当)。因此，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存在着作爲严密意义上的学派的「京都学派」。

如此而言，我想一定会有人提出如下意见吧：何必那样严密地对学派进行定义呢? 京都大学的学问一般都称爲京都学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样广宽的姿态，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也确实存在着一种犹如传统的东西，所以将其称之爲「京都学派」就是了，没有必要采取那样严厉的态度。说实话，我平常也并不是那麽严密地考虑。本来，「京都学派」的存在与否，於我自身而言，无关紧要。只不过，作爲学术史来论述「京都学派」的话，那样恐怕不行。再者，原本我对轻易地滥用「京都学派」这一称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没有认真地读过每一位研究者的着作，又不顾研究者各自所处的种种情况、环境，无视各自的个性，不分青红皂白，就想贴上「某某学派」的标签，我厌恶这种轻易之擧。固然，我并不是说论及「京都学派」的各位都是那样，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真挚地致力於研究的。但是，我想一部分人有这种轻易之擧，这是难以否定的。

京都大学的中国学，其今昔都决非一样[2]。文学有文学的，哲学有哲学的，而史学有史学的，每个领域都自有其不同的基本立场，此勿须待言。加之，在其各自的内部亦存在着各种立场、方法。例如，关於东洋史学的基本性格，砺波护氏作有如下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