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意思的是，作为一场曾经在民国知识界“甚嚣尘上”、影响广泛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长期以来，“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着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当然，所谓“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并不意味着迄今连零星的个案研究都不曾有过。其实，此运动不仅“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着中不时被提到”，而且也不乏专题研究的论文。以下即拟以时间为坐标，来简略回顾一下“整理国故运动”研究经历过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论争阶段(1919年—1949年)。

与一般呈现相对静态特征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思潮与运动往往在初起时就引起了圈内人士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震动和广泛关注。严格说来，这已是研究的起点。“整理国故运动”也不例外。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口号后不久，便如巨石投浪，在民国知识界引发了阵阵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提倡“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无论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学界新秀，也无论是敌是友，均本着各自对时势与治学的判断和看法，公开或私下地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时人即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鉴于这些思想论争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在此不拟详细展开。

第二阶段，思想批判阶段(1949年—1979年)。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上开展了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汇编成八辑的《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其它大量的批判文章中，作为“流毒”之一，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自然难逃被口诛笔伐以求“彻底肃清”的劫数。尽管在个别文章中，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尝试从方法论角度，对胡适及其“整理国故”进行学理性质的批评，间或还参入了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论辨;但形格势禁，即便是这类文章，也不得不立足于众口一词的全盘否定。在当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指斥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方面宣传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一方面诱惑青年用繁琐主义、形式主义、趣味主义脱离现实斗争。两翼是相互作用的，因而目的是一个：达到民族虚无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甚至还有人认为：“胡适的所有‘考据’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有特殊的目的的。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此以后，“整理国故运动”基本上“盖棺论定”。1957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对“整理国故”做出了“权威性”的注释：“‘整理国故’，是当时由胡适所提出的一种反动运动。”其后刊行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也大多沿用了这一说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数年。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但是有些文字还是较具学术意味的，不宜一笔抹杀。如童书业对“古史辨”的反思，以及周一良对“整理国故”与“乾嘉考据”的辨析，均对后人研究不无启发[10]。

第三阶段，思想解放阶段(1979年至今)。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持续地冲刷着昔日的坚冰，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其中一个表征便是随着学术氛围的日益正常以及胡适研究的逐渐升温，有关胡适和“整理国故”的论题再次引起了一些学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在诸多方面予以了重新的审视。

首先，由于根本观点上的亟待“拨乱反正”，这一阶段的研究必然选取了“评价”问题为首要的突破口。197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着名领袖”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以此为契机，关于胡适和“整理国故”的再评价，也逐渐在学术界铺陈开来。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新注释中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为：“‘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出的一种主张。”[11]此前所谓“反动”的负面字眼，已然去除。此后，随着研究心态渐趋客观，更有论者进一步彰显了“整理国故”的正面意义，强调它“不仅撕破了守旧派的‘保存国粹’的旗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许多人否定一切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倾向”[12]，并且进一步肯定说：“整理国故确是吸收外来文化，再造中国的新文化的一项极为必要和极为重要的准备工夫。胡适整理国故的另一个主要的意义，是通过这项工作启示做学问的方法。而他的方法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后起的学者”[13];“历史地看，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口号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他本人的大量实践也是成功的，具有开创风气的榜样作用与学术层面的样板价值。‘整理国故’作为一段时期内广泛推行的一个实践运动，对于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扬光大，尤其在去芜存精、推陈出新方面涌现出的创造价值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也起了重要的阻遏作用”[14]。此外，近年又有学者辨证地提出：“胡适系统提倡的‘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功绩是主要的”[15]，“‘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16]。

不过，在肯定“整理国故”积极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并不讳言其中有消极流弊的存在，认为“就整理国故本身而言，它是在历史文化领域里着手对封建糟粕加以清理的活动，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它又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产物。……这就是胡适‘整理国故’的双重性质”[17];“对胡适来说，他的‘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也是有相当的片面性的，即只看到它的反封建的意义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作如此提倡，客观上会带来的严重的消极现象”[18];以至于“后来有些学者陷身故纸堆里而自娱，实在脱离国计民生和社会实际，这不能不说是胡适这句话所产生的流弊”[19]。与此同时，龚书铎先生也在《怎样评价胡适?》一文中，全面论述了胡适和“整理国故”。他深刻地指出胡适所揭櫫的“整理国故”，“一方面对于清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遗产起到了某些作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诱使青年脱离社会、钻故纸堆的负面影响，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封建复古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

如果说上述重新评价“整理国故”的文章，主要是侧重于文化史的取角;那么随着研究的不断细致深入，有些学者也渐次注意到与“整理国故”有关的一些学术史问题。如郑师渠教授所着《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就揭示了晚清国粹派之于“整理国故运动”的先导意义，认为它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21]。欧阳哲生也在《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一书中，从研究的范围、目的、态度、方法等角度，对“整理国故”与乾嘉考据、晚清国粹派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辨析[22]。

由于学术史研究逐渐升温，“整理国故运动”近年来也日益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罗志田教授便将此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一文中，他具体探讨了五四后“科学”实践一度落实到“整理国故”、“古史辨”和“社会史研究”上的原因，认为其中“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23]。在《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一文中[24]，他又选取毛子水与张煊的论争这一事件切入，通过“回向原典”式的解读，从思想史视角考察了“整理国故”口号初起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异同。而在《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一文中，他则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以往研究大多忽略的问题，即胡适本人关于“整理国故”的认知前后并不一致;概言之，“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者胡适，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旧文化’之意，但他自己在北伐时期却转变了态度，将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系起来”[25]。此后，在《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一文中，罗志田教授又结合文学研究会前后两次的态度转变，深刻分析了这一逆转与世风的变迁密切关联，尤其“后一次很可能与北伐造成的政治权势转移带来的思想倾向转变相关”[26]。而在《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等文中[27]，他则较为详实地介绍了民国学者对“国学”与“国故学”的不同诠释，以此来说明“国学”与“国故学”在当时就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又充满歧义的概念。同时，他还在《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二文中[28]，指出了这样一种奇异现象，即民初一些趋新学者一方面极力否定“国学”或“国故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又希望通过对研究“资格”的强调来确保“国学”或“国故学”的清纯性。此外，他还在《留学生读什么书：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讨论》、《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等文中[29]，就当时社会上对胡适、梁启超开列所谓“国学书目”的反响与争议，进行了一番深入探析。以上诸文，大多已汇编入其《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中[30]。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整理国故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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