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考汉初黄老之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若结合上述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则可知卫绾所奏罢者，其实则为黄老刑名也。(恐以包括黄老刑名为妥)此开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始也，然亦仅开大幕之一角也。其续者，则更烈更广也。检《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

(武帝建元元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玢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玢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望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同书同卷又云

(建元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也，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阴术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玢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上引武帝建元元年、二年故事，足证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激烈也。据元年条，则上文所谓武帝世新兴势力为儒家者，无须多辩。在此新兴儒者之激励下，武帝后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及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一系列复古更化，则不难理解，而儒术之独尊，亦似乎不言自明。然若细读二年条，则知新兴儒者与黄老刑名者之冲突，危及于公卿相侯之荣辱性命，则若将此一冲突，局限于所治之思想史，殊难以服人也。据二年条所陈，赵绾请毋奏事东宫，东宫者，即汉长乐宫，太后居之，故当时为太皇窦太后所居，则赵绾所奏，与其归其于儒家之言，不若归其于政治家言耳。而其背后，则雄才大略之武帝向太皇窦太后之夺权也，此不难猜测。明乎此，则知于此冲突，儒者不过一工具而，其结果，则因为武帝羽翼未丰，婴、玢下野，绾、臧自裁。若再从当事人角度观之，纵使婴、玢、绾、臧不脱儒者之志向，然于武帝而言，政治斗争与好大喜功之程度，远大于儒者之志也。然虽上位者动机之不纯，反对者力量之强大，然儒学之复兴，乃当时风气使然，无可阻挡也。虽然现在复兴之儒学，已并非全为孔门之儒学，此点下文将详论之，然与现时儒学相较，毕竟“黄、老、申、韩之说，皆起战国晚世，本以治衰乱，非所以处升平……至于汉武，国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10]因此，虽经窦后一时之打压，然儒学之复兴，亦不可免。后武帝顺水推舟，将其归为己用，顺理成章也。然儒学复兴为一事，武帝后来大政方针缘饰以儒学为一事，不可将二者视为一体，谓至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读史者当自明之。

二、儒生与儒表法里政策之构建

在此之前，建元元年冬十月[11]，又有董仲舒“天人三策”，此事对汉武世影响巨大，在此当详论之。《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之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利太学以立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法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至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以上为第一策之基本内容）。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治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而耻犯其上……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业，教化之本源……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以上为第二策之基本内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暗治明，以微致显……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以上为第三策之基本内容)”天子善其对。[12]

上所引文即史书所称之董仲舒“天人三策”，观其大概，对比武帝一朝之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复古更化之内政，则谓董生此论为武帝一朝之“定国事诏”或“基本路线”，未尝不可。结合其对策末之“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之日后实际情况，则后世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亦非空论。若如此，则余此论文有何立论之空间，所论之儒表法里，又有何立论依据?为解此疑问，在此需一一讲明。

现还从董仲舒对策末讲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为武帝日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先声，然其原因与目的，董仲舒于对策亦已详明，“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据此不难发觉，禁锢思想学术为其动因也。后世一般史家片言武帝之独尊儒术，而鲜有论及武帝私其目的者也。正因此，纵使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亦难脱儒表法里之讥也，仅作为政治之缘饰耳。若言武帝世儒学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似乎失之于史也。且检《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以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13]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先汉武帝世之儒表法里政策，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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