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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4
由以上举例我们可以发现，张修蓉先生以“孝亲”一事作为“文姬别子”的最大因由所在。且为强化“重孝”说，又以其父蔡邕(132–192)与历汉诸帝的庙号皆涵摄“孝”字为辅助论证。
案：蔡邕以孝笃名，这种家风当然影响了蔡文姬，何况汉代以“孝”立国，每位皇帝之封号都冠一“孝”字。
而以上二例确实事出有据。我们在《后汉书·蔡邕列传》可检索到相关载记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未尝解衣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页1980)
张修蓉先生立论所据即是根源于此。而遍览《后汉书》诸帝纪，亦如其所言，其封号皆冠以“孝”字，如其时“孝献帝”即其一也。附带一提的是张修蓉先生以“时间点”为立论所凭，以此论断当曹操(155–220)以重金欲赎回蔡琰时，其使者并未告及蔡琰“亲殁”一事，故蔡琰在思亲心切下，宁舍子而返乡。其原文兹摘要简录于下
琰之被掳，事在初平年间，而非兴平年间。(页40)
从此一往十二年，她始终不知父母已亡。(页40)
曹操以重金赎蔡文姬回乡，显然事先未让其知悉父母已亡。(页37)
由此三端，即可串联张修蓉先生圆说论述的始末。其例证之一，所谓蔡琰被掳一事，“当在初平年间，而非兴平年间”。即因《后汉书》指陈其事为：“兴平中，天下丧乱”。而此处“‘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之说法，当可从。”而“初平”年号方为正朔定解。之所以需重新确认事件年代，乃因亘古迄今对此事质疑相询者多不胜数。如宋人苏东坡及便曾言及此惑
《苕溪渔隐丛话前编》引东坡之言曰：“又琰之流离，为在父殁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驱掳入胡，尤知其非真也。”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文姬别子缘由的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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