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是宋人编次并广泛流传的《神童诗》的第一首。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宋代朝廷与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范仲淹晚年也作过一首诗，作为对自己仕途的回顾和对乡人的劝谕

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

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如果说以上两首诗是以笼统和含蓄的笔触来表达一种观念和意识的话，那么，相传出自北宋第三代君主宋真宗之手的《劝学诗》，则是十分通俗浅显地告诉人们，天子是如何“重英豪”的，并且形象地向人们晓谕了为什么“唯有读书高”的道理。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些诗，尽管都是毫无例外地诱人以功利，但在客观上却反映出一种观念。那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身分与社会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在宋代以前，是缺乏形成这种观念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基础的。然而从宋代开始，自身获益的体验与官方的提倡，以及“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实，则象春雨入土一样，滋润并助长着世世代代的庶民与士大夫的梦想。而这种光荣与梦想，又不断地激励着他们的进取心。于是，宋真宗的诗演化成为民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始盛于宋的科举制度，历千年而不衰。

不可否认，利，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诱惑。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唯利是图。犹如“器”之于“道”，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以科举之“器”，来实现其理想之“道”。自古以来，在中国知识份子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不过，这种责任意识，由于客观环境与统治者的政策等因素，在许多时期里，使许多士大夫得不到抒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门阀制度及其残余观念一直影响到唐代。这样就使大多数士大夫难以“达则兼济天下”，就只好转而“穷则独善其身”。一部分人因此而遁入山林，走向了积极入世的反面，做了隐士。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上极度压抑之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畸形解脱。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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