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曾国藩所要求的自强自立，还有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强作强为”，也就是他常说的“勉强”。按照他的解释，“勉强”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曾国藩经常用此二字教育兄弟后辈，激励部下，同时也鼓励自己。他经过认真总结，认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天命”“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力”“学问”却在于人的自身。在曾国藩看来，“勉强”的精义有二：其一，就是要培养自身的素质，树立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自暴自弃。即曾国藩所言的“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其二，就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般成大事业者，开始创业时，会遭遇重重险阻，从当时的情况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因此心灰意冷，就此放弃，恐怕也就没有那么多留名史册的豪杰，历史也将单调乏味。

曾国藩的自强自立，还有一种“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所以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五月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强自立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侵强御之意。”曾国藩给老弟这样表露出他的心迹，既是自誉，也是一种教育;既是一种主张，也是一种理论。

另外，曾国藩还强调，人要自强，但不能走向极端。“倔强”也好，“勉强”也好，“硬字”也好，都不应该是“横霸蛮”，即不应该是“刚愎自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此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从认识上，曾国藩能明确看出“强毅”和“刚愎”二者的差别，然而，在实际运用中，要好好地把握二者的差别，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在长期的实践和不断地总结中，曾国藩提出，要想避免“刚愎”，就应当用别的方法来加以补救和规制。其中的要诀就是“以柔制刚，以明补强”。

为了纠正“强”字之弊，曾国藩还经常将“明”、“强”二字放在一起讲。明即精明、高明，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学识、见识、智慧。如果见事明白，有远见，凡事能辨明是非曲直，加上强毅的精神，必能畅行无误。倘若将愚昧昏庸与“强”字相结合，只能导致胡扰蛮缠，刚愎自用。

四、以志立身。以静养身

曾国藩作为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儒家道统的担当者，不仅对“志”的含义和作用深有体会，而且在自己发愤立志的同时，对其家人反复训导。

曾国藩把“立志”看作是个人立身立业之本。曾国藩要求兄弟们立志，因为他深深知道“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而且他自己也以身作则，立志有恒。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他在写给四位兄弟的信中要求他们要自立志以成大业，不可浪费青春时光。“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他认为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为圣人，做豪杰，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志向，那么虽然天天与圣贤豪杰在一起，但最后可能还是圣贤终归圣贤，豪杰终归豪杰，自己仍是自己，就会“与自己了无干系”。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更加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国藩既从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同、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断断不休如此也。”显然，曾国藩所立之“志”是其大者，即“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但同时也不放弃其小者，即齐家旺族。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确实实现了其所立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曾国藩有此信念，加上他自身的勤奋、坚忍和机运，使曾国藩成了清代“中兴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