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即“换骨”之“丹”，就象极为灵验的神药，可以使一个一般的人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既然“立志”即“丹”，那么，“丹”之“主药”是什么呢?曾国藩认为，“主药”就是读书。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增长知识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得到提升。但这一切又以立志为基础，同时，又是为了更好地更高地立志。所谓读书可以养气，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曾国藩自身对读书持之以恒，要求兄弟子侄也要如此。他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也就是说，在曾国藩看来，要立志，立大志，读书是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书本身，也要立志。他说：“盖十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曾惆藩认为志向可变，但“本志“不能变。人的志向不是一次就能立定下来的。因为一个人要立定志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人的志向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条件和环境进行调整。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志向，无论环境、条件怎么改变，这个最基本的志向一般不会动摇，这个志向就是本志。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但是，他“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本志并没有改变过，是矢志不移的。

曾国藩认为，本志不可移，并且把持之以恒看作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曾国藩以“本志”变化为“内耻”。而实际上，曾国藩并没有真正改变他的“内圣外王”的“本志”，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呜惊人的“孤凤”，要成为驰骋云霄的“蛟龙”，于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这里，曾国藩强调的并不是他改变本志的问题，而是强调要“立志有恒”。他说：“养生与力学皆从有恒做出，故古人以有恒为作圣之基。余近十年来，亦力守一‘恒’字。”他自己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这十二条是：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无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曾国藩按此一生行之不辍。除此以外，他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有心得，曾国藩就自觉记录下来，他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生病卧床，他仍然照记，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止。就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精神。

曾国藩认为，“静”和“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提出，没有“志”，心就没有“定向”，心没有“定向”，那么，就不能“静”，不能“静”就不能“安”，“其根只在志”。因此，曾国藩所主之“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身之道，作为一种养生之道，曾国藩也有“静坐”的主张，但那不是主导。曾国藩在自己不断修练的过程中，同时也把“主静”这一理念传之家中。但是曾国藩把他所主之“静”和佛禅的“人定”区分开来。

他所说的“静”不是佛禅的无所作为、毫无生机的枯坐或寂照，而是孕育着生机和发展的“静”。他强调必须用心去体验“静”中的“动”，所谓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才是寂然不动之体。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死灰，自认为是静，实际上生理的机能都丧失了，这不叫静，一旦遇有外在的干扰，心又会开始浮动起来。“静”是一种功夫，看似静，其中却又孕育着万物生机，这是要通过细心体味才能感受到的。

对于动静之关系，曾国藩也作出了深入思考。他认为，从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于在至静的境界中，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则达到了“中”的境界，天地由此立位，此种绵绵不息的样子，就是由动而到静。而从“慎独”而精进，以致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差错，没有不合适、不正确的地方，则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南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靠“敬”来加以贯穿。

动静可互相转化，这是曾国藩对动静的一种哲学的思辨，正是有了这种思辨，曾国藩很好地掌握了动静之间的关系，动中有静，静中寓动，动静之间他游刃有余。从实际的为人处事着眼，曾国藩认为要做到静，首先要将一切事物看淡。清静淡泊，将世间万物尤其是名利之心抛开，才能解脱一切烦恼的束缚，得以逍遥畅游人生。他告诉兄弟子孙，声名富贵，皆由天定，不得勉强，要“一概淡而忘之”。虽然，从鬼神司主到悉由天定，曾国藩表现出一种“宿命”、“天命”思想，但是，动静互动观以及不要过分看重名声富贵的思想还是有其合理的内核。

曾国藩把“静”看成是养心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保养身体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方面，他认为“心静胜神医”。当然要“以志帅气，以静养身”，执之以静，养身与养生便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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