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费耶阿本德还是巴恩斯的上述论点，显然 都不能看成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又的确为我们更为自觉地去认识科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直接的启示。

具体来说，现代人普遍持有这样一种心态或价值取向，即对科学持有十分推崇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列维特(Levitt)指出的：“绝大多数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科学家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慕。在所有的职业中，科学家几乎是最受公众尊重的职业之首。……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依然有力的对科学的认识之上，即科学是技术和医药的根本，是使我们生活更加舒适、安全和娱乐的一切技术产品的最终源泉”。从而，“称任何自封的知识为‘非科学的’，就是轻视这些知识;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得到科学上的保证，就应构成对它自己的反对”。后者就是导致以下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现代社会中种种邪教或现代迷信往往都给自己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它们“假装继承了科学的遗产，并且操持着充满科学术语的语言”。

当然，人们对于科学的崇敬主要是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与极大成功。这就正如着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指出的：“到处存在的，包含科学原理的机器和服务项目必然迫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科学意识”。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其中又可看到很大的盲目性。比如，作为科学广泛影响的一个明显例证，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就曾存在过所谓的“科学化运动”，即希望将科学方法推广应用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尽管后者与对于科学的普遍推崇相比应当说代表了一种更为自觉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未能对科学方法的适用性作出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那么，对于科学方法的盲目推崇也就不能看成是一种完全合理的行为。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的分析从一个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或者说，“科学文化”)中所潜在的一种内在危机：尽管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广大民众对科学越来越具有陌生感：“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人为的世界中，却逐渐地越来越不认识制约着自己生活的机制。说到底，在干旱或疾病等自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一无所知的野蛮人和在技术进步引起的失业和科学化战争等人为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现代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他们两者都面对着不可知的可怕灾难，而又无法理解它们”。又如列维特指出的：“当科学知识摆在外行面前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科学知识，毋宁说，这是某种被某一特殊阶层的命令强加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要那些具有有限科学背景的人来接受它，那不仅需要服从权威，还需要信仰的跳跃。否则，深奥的科学看起来与反科学或伪科学的假设的故事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科学与一般民众的直接对抗就不可避免了。这事实上也就是在当代西方何以会出现“反科学思潮”盛行的一个直接原因。

其次，尽管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固定的联系，但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事实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的社会功能正经历着重要的实质性变化。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科学在历史上所主要发挥的是革命性的作用：“这种激进的倾向一直是英美科学的特征”。例如，就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言，科学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同盟军。但是，由于在今天科学与一般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事实上已成为了“精英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持——这样，在很多人看来，我们不得不引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工具，并且与社会的民主化形成了直接冲突。

从上述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明确肯定：尽管费耶阿本德等人关于科学在现今已经蜕化为一种“现代宗教”的论述有些耸人听闻，但又确实可以起到“解毒剂”的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从而切实防止“将科学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世俗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