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本文的立场去分析，科学普及(传播)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在于过分的简单化、通俗化。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普及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为了使其通俗易懂和更具有可信性，人们会把理论简化。但正如贝尔纳所指出的：“正如大众化音乐大大不同于古典音乐一样，大众科学几乎是同样地大大有别于实际科学的。人们以或多或少正确的方式或者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转载了一些关于科学成果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却是零星片断不完整的，把整个科学方法和精神都置于脑后”;而且大众媒体中“科学消息是零星刊登的，其内容一般变动于耸人听闻和神秘暧昧之间。……畅销报纸刊登一条有关某种发现的消息仅仅是因为这种发现似乎有点惊人——仅仅是因为它似乎****了我们公认的观点……”。

在此还可以对隐喻在科学中的应用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具体地说，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各种深奥的科学理论，科学传播(包括在科学教育)中常常需要引入各种具体的隐喻，但现实中所出现的却又常常是这样一种情形：人们所唯一记住的只是隐喻，并将其不加限制地加以解释和推广，对具体的科学内容却完全忘却了，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对隐喻与科学理论本身作出明确的区分。正如法国学者巴什位指出的，后者即是“前科学”与“成熟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科学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成为隐喻的牺牲品。因此，科学精神必须不断地与形象、类是隐喻在科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由于“外行人总是按照在他看来似乎是自然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这就使得科学理论真正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理论的应用有时到达了极限，从而成了具有宇宙论意味的理论。这些发展只有根据一种远远超出任何狭隘定义的科学辩论的观点，才是可理解的。

最后，就现实而言我们还可经常看到种种歪曲科学以吸引或迎合民众的现象，包括对于民众信任的滥用。这就如贝尔纳指出的：“虽然公众既缺乏训练又缺乏兴趣，因而无法理解科学的作用，他们还是可能愿意为科学成就喝彩的，越是了不起的成就越好。他们也愿意去听取有相当名气的人就任何题目发表的意见”;然而，“那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最具体的科学理论以外的一切科学理论中去的社会影响并不是一个有鉴别力的、有教养的社会的成熟想法，大多是当代最常见的偏见和迷信”。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在现今是多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三、结语

由于本文对于“意识形态”这一词语的使用主要是贬义的，作为全文的结束，在此或许有必要作出这样一点提醒：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科学的文化价值，即科学对于一般民众在世界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能够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包括充分发挥科学的促进作用，以及有效地防止或纠正其可能的消极影响(更为一般地说，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与各种相关思潮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另外，就中国而言，笔者以为，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当前，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除去被用作装点门面的“标签”外，科学的影响究竟是在增强、还是正在衰减?因为，我国的整体性文化现正经历着这样一些重要的变化：第一，其“正在由政治和经验领域里直接生成。例如，就现今而言，由于“市场与价格、欲望与消费的话语日益主导着中国大众文化”，因此，我们正在走向某种“经济文化”、“市场文化”。第二，电视、网络等传媒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文化的“通俗化”、乃至“庸俗化”，如何充分发挥科学的“文化价值”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指充分发挥“科学的善”，而且也是指有效地防止与纠正“科学的恶”，而且，这也是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教育家、科普工作者等应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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