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全面协调”的集体理性是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

集体理性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约定意识，它经由批判、协商和妥协的过程，表现为一种约束力。曼瑟尔·奥尔森提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认为，由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过渡，是公共行政最为困难的环节，也是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为了实现公共行政的合理有效，就要有所规范。因而，现代科层制行政组织的建设应遵循集体理性，依据“全面协调”的组织原则，积极构建组织之间、成员之间的协作与对话机制。科层制政府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组织，这种分工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纵向的层级分工，一是横向的部门分工。我国行政技术化的一个典型趋势就是，政府组织越是庞大，职能分工就越精细。这也正是历次政府机构精简都难以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原因。政府各部门及各级组织，囿于固有既得利益，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开放与交流。权力一旦成为公共行政的核心力量，就使得行政活动带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性质。其突出表现是：行政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缺乏交流，社会成员的参政渠道不畅通;即使在政府组织内部，各级、各地政府常常是各自为政，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突出，协调合作意向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全局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政府组织问的协作是我国公共行政发展的现实需要。

英国着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提出：“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强化互助合作与资源分享的组织原则.是“全面协调”的集体理性的根本要求。即在集体理性的支配下，建立各级、各地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国家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以更好地维护行政秩序，不断地巩固和提高行政合法性。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建立一种“开放、合作与宽容”的对话机制.使行政个体之间或行政集团之间产生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热情的而不是冷漠的、支持的而不是逃避的、宽容的而不是苛求的行政互信;使公务人员在互动交流过程中消除不必要的心理矛盾，形成良性竞争与共同合作进步的默契。这正如科恩所言：“许多要求能完美地实现都是在长时期中经过一系列的妥协而后取得的，并不是在每一步上都顽固地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才取得的。”

再次，“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关怀是技术操作的基本取向。

行政与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行政决策的不科学可能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造成难以偿还的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行政环境的稳定。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行政决策的不科学导致技术扩散的不恰当，引发生态环境的退化，生态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行政环境的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技术的行政运用以及行政技术的不断创新，是技术行政突出的实践特征。当行政被归结为技术驱动的时候，政府逐渐参与到技术的开发、应用与扩散之中，它在其中起到两个关键作用。一是推进技术创新与扩散。通过与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区别的行政活动，成为高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主导者。二是推进技术的政治化。使新技术为政治目标服务，提高决策执行力和政治影响力，拓展更大的战略空间。这样，行政技术的合理操作以及良好的行政环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政的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