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历史，生产工具的演变史即生产力的演变史同时又是分工由原始自然的分工、简单的分工再到发达的分工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现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仅仅是认识人类历史事实和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另一方面。由此由第一层次的范畴牵引出第二个层次如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活动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资本、竞争等。有些范畴的内涵有相重复之处，但外延却彼此不一。只从生产上去界定人和历史，只是达到了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还缺乏对它的本质进行规定。这种规定性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次中分工范畴所指向的另一极——生产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生产关系，“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而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生产方式。”个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就存在于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之中。“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资条件。”这种一致体现了一种高度的统一，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对人的纯主观本质的界定。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当然不仅是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是如此。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三大分工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任何生产力的飞跃都带来分工的变化，同时交往形式也发生变化，同时又引起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从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直到资本主义所有制莫不如此。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期，由于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的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形成、竞争的加剧、商业资本的兴起，逐渐排挤了自然资本。处于最具决定性的地位和因素当然是生产力。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孕育的现实存在。分工由此而产生，在某一种程度上是生产力的最佳延伸，生产力的历史就是分工的历史，抑或反之。民族内部与外部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行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人群共同体的信息、能量、物质互换互通的简单关系，必须放到与生产力的相适应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解读。这所有的一切结果便是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也形成发展起来。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的生产力、分工、交往的延续和体现，既可以成为后者积极发挥作用的最佳舞台，也可以成为限制其发展与延伸的枷锁和桎梏。可见，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是我们把握《形态》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理解之所在。当然不能仅从时间的向度来考察这些范畴。任何一个用语在某一层面上都存在相互制约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便是它们之间相互确认、相互规定、相互限制又相互作用的复杂而不断嬗变的历史。

第三层次的范畴有：异化、所有制形式、利益、社会关系、社会状况、社会形式、行会、市民社会、家庭、国家、共产主义、法、等级、阶级、集体、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历史、意识、意识形态、意识形式、偶然性等。这些范畴尽管多少有些派生性、从属性，某种程度上是第二、三位的性质，但它绝非可有可无的。正是这三个层次范畴之间的厘定契合，才可能建构唯物史观的完美大厦。有些范畴具有上层建筑的内涵，但不能笼而统之，我们必须对每个范畴作实质性的价值归属和屙性裁定，使它成为构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大厦所必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

在《形态》中马克思转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概念，“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这里不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作的先验设定逻辑中对异化的描述了，而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基础上的现实的客观逻辑的描述了，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运用经验归纳法，从经验的叙述事实中抽象出以下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分工存在，生产力与社会状况(社会形式)之间必然会存在矛盾，它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家庭为基础的”。…㈣’由此出现的劳动和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和私有制的出现。二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的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形式”表现着。这种自发形成的由于分工不同而相互组合而成共同活动的社会力量，对于特殊利益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不能驾驭的真正颠倒主客体关系的支配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力量。只要两者之间存在分裂，它就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并且打算把我们化为乌有的力量。”由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劳动的消灭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状态加以描述，提出两个前提：异化的普遍性和人类的多数成为“完全没有财产的人”——无产阶级的广泛性，而这又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普遍交往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才能相互发现并相互结合起来”。否则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思维行程逻辑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用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具体的视角，马克思站在现实的角度，由最根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入手，描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这种异化劳动的迫切性和前提条件，以达到未来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除了本身是一种抽象概括之外，毫无一点思辨唯心的色彩。由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